简介：城市法治的关键应该且必须是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内涵体现在城市治理的意识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城市法治在意识层面包涵了价值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权威意识;城市法治在制度层面包涵了地方法与国家法制度、实体法与程序法制度以及软法与硬法制度;而城市法治在行为层面则包涵了行政行为、自治行为和共治行为。

简介：权能是权利主体在法律范围享有的权利内容和功能的概括。知识产权因为有着与传统物权不同的特点，如无形性、可共享性、法定性等，从而知识产权的权能无法完全照搬传统物权的所有权权能进行理论概括。知识产权的权能可概括为五项：标示权能、控制权能、复制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

简介：一般累犯是刑法中重要的刑罚运用制度，虽然对于累犯的概念还存在诸多争议，但这种争议并没有影响到刑法教义学与司法实践的具体展开。依刑法规定可以直接对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进行解读，能够直接判定是否符合刑法规范的要求，但也因此忽略了刑法规范中基本语法和基本结构在一般累犯上的具体应用，从而使得对一般累犯的结构和本质的理解过于表面化。从结构上来说，一般累犯的组成要素是两个故意犯罪的罪刑体系，其中前判决认定的罪刑体系已经在事实上得以实现，而再犯罪的罪刑体系需要从刑事司法的运行过程来展开，前判决所确定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结束与再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间隔形成了两个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从刑事司法运行过程的角度对再犯罪及其评价展开，会发现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并不能够完全契舍一般累犯的结构要求，可以在两个阶段对一般累犯进行判定，亦即在性质认定和刑罚判定之后界定。

简介：反垄断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非结构因素和结构因素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中同样重要。但在互联网行业，市场份额等结构因素适用性减弱，非结构因素作用因而凸显。就其外延而言，关键设施、创新能力、转移成本最具典型性。互联网接入服务、技术标准或知识产权、互联网平台最有可能成为关键设施。互联网企业控制这些设施能够使相对人产生交易依赖，体现企业对市场的纵向控制能力。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下，竞争被创新发起或抑制，垄断靠创新实现或突破。看似矛盾的产业发展规律实则证明创新能力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转移成本的存在不仅成功地实现了对消费者的锁定，而且对潜在进入者构筑起较高壁垒。

简介：我国刑法关于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的配置，激励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竞争者以行贿的方式超越商业强者并抢占市场。市场主体双方均选择行贿是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配置博弈分析后的纳什均衡。通过形式博弈分析后的行贿犯罪复合式构成要件配置，能够保证并充分体现刑法规范对市场主体经济利益选择的制约，整体上降低了刑事处罚的规范起点，减轻控制行贿犯罪发生率的制度压力。博弈模型的规范比较和模拟运行结论，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配置的模式选择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经济学上的依据。

简介：“天坛宪草”之孔教入宪，既关涉最宏大的时代变换，又触及最微小之个体心灵，因此引起当时最激烈的立宪争议并泛溢于社会各界。本文试图利用天坛制宪的原始史料，走进制宪语境，梳理双方之共识与争议，以发现孔教入宪的历史语境、时代问题与解决方案，即孔教入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孔教入宪的制宪讨论凸显了近代立宪者对民性与国情的判断，在“民国理想”与“国民现状”的巨大“势差”中，“教”的提升、整合与支撑功能被不断强调。只要“势差”不变，“教”的发生机制就必然内嵌于宪法之中，并具体落实为可接受的宪法规范，发挥其独特的功能。而且，“教”的规范结构形成了近代中国宪法的核心功能，凸显了近代中国宪法的二元正当性以及中国近代转型的复杂与艰巨。

简介：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秩序，是由政统、道统、法统、社统等四个子系统共构。而成的权威秩序。在此共构的大系统中，政统发挥着整合的功能，在整个权威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法统得到政统的支撑，体现道统的价值理念，在国家公共领域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秩序，在社统区域维持最低限度的规范秩序。根据社会秩序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法统可分为三个结构性区间：暗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上层区域，政统发挥主导作用，法统的规则不明确，发挥的功能弱小；强力区，在秩序体系的中间层，规则明确、功能强大；衰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下层，有规范而难以执行，法统功能越是靠近边缘区域越是衰弱。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威秩序的解析，进而阐释中国古代法统与政统、道统、社统的共构机理，客观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