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城管执法相关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并常被放大，使得城管部门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城管暴力冲突已成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权益、人民政府形象和政府民众关系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作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任城管综合执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莫教授，对城管问题有过多年的深入研究。

简介：环境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的选择，直接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实施的法治效果。目前我国采取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附属型模式，在立法技术、立法听证、立法评估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而且还只是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实践的初步探索，离真正的环境公益诉讼的科学立法之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立法条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意义上而言，环境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型模式的提出不仅是我国环境法领域的一场程序立法革命，而且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法律体系法制化的一场绿色革命，对于走向通过环境程序法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法治化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建言是：构建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公益救济的立法模式；建立公共执法为主的起诉模式，能动司法为主的审理模式。

简介：我国农业保险条例采用了跨越商业性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模式,导致实质不公平等弊端。我国农业保险立法模式的重构除认识上的困境外,主要在于操作上的困境。同时,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农业保险立法模式一旦确立,其下的制度便会产生自我强化机制,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甚至锁定,使农业保险立法模式的修法变更＂难＂上加难。因此,我国农业保险立法模式的重构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寻求以＂路径创造＂和＂路径替代＂内外结合的突破路径,走以内生力量培育为根本、以专业技术为基础、以农民金融自治和法律制度框架相结合的变革之路。

简介：人们逐步造就了一个以虚拟社会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社会,这在客观上影响着人们对传统主权观点和理论的认识,并形成了以反对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网络自由主义和以强化主权为核心的网络管制主义两种基本倾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也在加强国家主权对网络领域的干预和控制,并形成或正在形成进攻性网络霸权模式、网络社会弹性主权模式和多利益攸关的主权模式三种基本形态。以国家为主导的多元共治的主权模式强调在网络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国家主权的作用,并广泛吸收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到治理过程。

简介：行政审判中的事实审查是法院解决行政争议中法律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涉及到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权限划分的问题。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我国法院目前的事实审查强度亟需弱化。需要对实施审查强度进行重新定位，合理地处理法院、当事人和行政机关三者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审查模式。

简介：证明责任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亟须正本清源。在学理上,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存在三种模式:成文规则模式、个性化研究模式与利益衡量模式。行政诉讼的复杂性与当事人举证行为的灵活性决定了成文规则模式难以确保个案公平。而个性化研究模式与利益衡量模式亦因其个案性与事后评价而难以为当事人的举证提供有益指导。域外通行的规范理论因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可以为矫正我国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简介：<正>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出现了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转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论证",探讨法治实现的具体路径和方法。笔者下面的研究将基于司法的立场,以揭示传统的定罪三段论模式面临的重重危机为切入点,通过对刑事裁判过程特别是定罪过程的具体考察,在构建既符合法治精神,同时又符合思维规律的刑事裁判模式方面做出努力。一、定罪三段论的危机定罪三段论是传统的刑事裁判模式。早在18世纪中期,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利亚就经典性地指出:"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

简介：传统诉权理论是罗马法诉权概念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法定诉讼”痕迹，对现代诉权理论产生深刘影响．本文在深入剖析现存诉权理论的误区的基础上，提出诉权人权论观点：诉权是当事人发动诉讼的基本权能。诉权既不是一般的实体权利，也不是一般的程序权利，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属于人权范畴。诉权是主动的，审判权是被动的；审判权对于诉权具有应答性；诉权与审判权相互制衡。

简介：宪法是公权力的诚信法（fiduciarylaw）,诚信法则是私权力的宪法。在我国重构诚信原则,就是在公权力领域和私权力领域均应连贯一致地坚持诚信原则,按照诚信法和诚信义务的要求,对私权力受信人盗用受托财产和信息进行防范和处罚,并对公权力受信人滥用受托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简介：<正>人身危险性被称为主观主义刑法对刑法的最大的贡献。但是,在现在的刑法教义学中,很难找到人身危险性的体系性论述,人身危险性在现代刑法教义学中到底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人身危险性的定位在中国刑法学中,率先体系性地论证人身危险性地位的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该书指出:人身危险性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定罪和量刑的根据,是犯罪的二元本质之一。[1]随着中国刑法由刑事责任向责任主义的知识转型[2],犯罪论体系也由耦合的四要件转型为阶层的三要件,人身危险性的定位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调整。

简介：民事诉讼保全中的担保存在程序功能不足以及实体保障功能缺失的问题，不利于被申请人保全损害赔偿的实现。完善担保的程序功能，确定担保的实体功能，应从保护被申请人利益的角度出发。

简介：对信用权问题的解答必须回归到对作为客体的信用本身的认识。信用的理论界定和实践表达证明，信用是关于主体客观上的履约能力和主观上的履约品质的综合评价。从评价性人格权客体的外在性出发，信用作为与被评价人相分离的外在之物，作为一种“评价的他者”，与被评价人的人格利益并没有必然联系。正确的逻辑应当是剥离人格与财产，将原本属于名誉的人格利益的部分交还给名誉，信用只剩下财产利益部分。信用所蕴含的财产利益能否成为一项单独的财产权利，视各国法政策要素与法律科学要素间博弈的不同情况结果会有不同，但至少德国民法典第824条的分析表明，该“信用”条款所保护的不是一项特定化的权利，而应归属于一般化财产利益或纯粹经济损失范畴。

简介：贪污罪主体的重构张兆松科学合理地界定贪污罪的犯罪构成是修改刑法分则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对修改贪污罪的犯罪构成是刑法学者关注热点，其中如何界定贪污罪主体是该问题的焦点所在。理论界对此提出了很多有益见解。本文根据刑事立法宗旨，结合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简介：我国《继承法》第18条将欠格见证人规定为“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这样的规定扩大了欠格见证人的范围.对见证人欠格要件,应从见证之主体要件、程序要件以及人数要件三方面予以规制.其中,见证之主体要件应包括能力欠格要件和利益欠格要件,应将现行法规定的“继承人”修改为“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将利害关系人明确为“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的配偶及直系血亲”;将程序要件规定见证的重要环节;对遗嘱见证人人数修改为3人以上;明确欠格见证人在场的遗嘱无效,从而保障遗嘱的真实性、有效性.

简介：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包括合议制度在内的司法改革，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进一步发展、完善之需要，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这一改革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实务人员的普遍关注。其中，审判合议制度的重构问题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课题。

简介：一、刑期折抵概念及适用刑期折抵是指把受刑人的未决羁押日数换算为判决中确定的刑罚的一种刑事法律制度。现行法律体系中，共有两部法律四个条文涉及到刑期折抵问题。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1条、44条规定了管制、拘役的刑期折抵，第47条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简介：在刑法理论中,对刑期折抵只是作为法律规定予以解读,而没有当作一项法律制度来把握。现行法律体系中,刑期折抵限定在先行羁押的范围,要求先行羁押与认定的犯罪事实基于＂同一行为＂,该标准没有全面考虑刑法自由保障机能,不能实现刑期折抵的真正价值。对此,应对刑期折抵标准予以重构。

简介：行政相对人最初是作为与行政主体相对应主体而提出的。原先由于对行政法的性质存在不同看法,而产生许多不同的学说,也由此产生相应的不同的行政相对人的理论。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民主法制的发展,现代行政的发展,特别是'积极行政'的发展,相对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原先的理论都是始料未及的。故原先行政法中行政相对人理论由于社会历史实践的局限性,不能全面揭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原先的行政相对人的理论只适合当时实践的需要,已经不再适合现代行政的要求。实践的不断发展,要求理论也要发展,现代行政的发展,对我们行政法

简介：(一)民事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法理基础。很多人在权利受到侵害后难以利用现有诉讼制度；很多简单的案件到法院不能被及时解决，所谓“赢了官司赔了钱”的情形屡见不鲜。欲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探讨，为什么普通诉讼程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什么要设立专门针对简易、小额事件的程序制度?其法理基础何在?

简介：离婚自由是现代社会所肯定的自由范畴，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国现有离婚法以感情确已破裂为标准模式在司法实践之中存在着种种困难，应当将其修正为以情感破裂为表征的夫妻关系破裂，必须考量家庭实体形成过程中存在的赡养对象、抚养对象、财产与债务等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