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权力和责任主体判断为归属的传统行政委托制度,缺乏有关行政任务何种条件下可委托完成的内容。行政法总论,尤其是行政组织法应当包含有关于行政任务委托行使的一般性配置规则。行政委托作为一种行政任务的履行手段,是达成行政目标"人的手段"向外的延伸。行政任务的属性对于其能否委托完成具有决定意义。对能否委托进行判断,首先需要从事务性质上确定任务系权力性还是服务性。如果是权力性任务,需进一步判断该"权力性"是形式还是实质上的;对于实质权力性行政任务,则需从纵向上观察分析,不包含权力性要素的准备和执行阶段事务也有委托的可能。

简介：在检察制度中，检察委员会制度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加强检察委员会制度建设，强化检委会司法属性，对于充分发挥其职能，加强和推动整体检察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化检委会司法属性，必须着力解决检察委员会现存的几大积弊，对制约检委会职能发挥的深层次问题寻找突破口。通过对检委会运行模式的司法化改革，建立起可续合理的、符合现代司法规律和价值的检委会运行机制。

简介：南海九段线自划定以来,其法律性质一直存在争议。除公认的岛屿归属线性质外,九段线的法律地位还应当包含历史性权利的法律属性。历史性权利不同于历史性水域,中国依据历史实践对线内除领海、专属经济区外的其他海域享有优先权。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属性符合中国一贯立场和实践,并不违反《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

简介：＂侵害客体的事实属性说＂立足于德国通说、日本学说在客体错误处理规则上存在诸多缺陷的背景,以及在当前我国通说的既定格局存有不少问题的前提下,跳开旧有学说的一切桎梏藩篱,特别是摆脱日本学说对我国客体错误处理规则上的捆绑束缚,以完整、精准的推导流程,以及严谨、合理的说理论证,得出符合普通人法感的处理规则,以解决客体错误。

简介：集资诈骗罪发轫于民间集资行为,由于其以借贷合同为基础因而兼具了民事与刑事双重属性。在此背景下,又因合同内容不同而对定罪的影响也不一而足。当借贷合同具有合法外观且代表了双方合意时,即应视为进入民法规制范围,不以犯罪论;对于不具有合法外观的超过银行四倍利息的借贷合同和民事诈欺借贷合同,因其民事属性不尽相同,应考量是否具有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以作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

简介：近年来,在商标注册、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等案件中,被告以正当使用商品通用名称作为抗辩的情形屡屡出现,涉案商标是否为商品通用名称成为案件裁判的焦点,但法院是否有权认定商品通用名称以及如何认定,仍缺乏统一认识。对情形相似但判决迥异的几组典型案例的分析,以及对通用名称司法认定中5个仍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进行探讨后可以发现,商品通用名称的认定应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并在此原则指引下正确适用法定标准、约定俗成的两类标准,对相关商业标识究竟归属权利人专有还是社会公有作出公平合理的司法裁判。此外,建议参照驰名商标、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之认定,明确赋予法院在民事案件中通用名称司法认定权,并完善其认定程序及标准。

简介：共犯具有对正犯的从属性,这是二元区分制理论的立足点。而正犯包括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因此,共犯具有对直接正犯或间接正犯的从属性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是,在既存在直接正犯又存在间接正犯即所谓"正犯后的正犯"[1]的场合,共犯究竟是对直接正犯还是间接正犯具有从属性呢?如甲、乙得知B在丙的帮助下准备于特定的夜晚埋伏在A经常散步的偏僻处将A射杀。于是甲教唆A利用B的行为将仇人C杀死,乙顺手把自己的手机给了A,而A产生杀死C的故意后,使用乙的手机给C发了假消息(以C恋人的名义),试图将其引诱至该场所,但C因为临时有事而未能出现在现

简介：一、序言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健康权的性质及其法学与医学含义,不仅对于建设中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探讨《医改意见》~①所规划的中国卫生体系建设的法理基础,具有核心价值;对于中国宪法和与健康权相关的基本法律的完善,发展相关的法学和医学,为中国公民实现"最高可达到的健康水准"作出法治、法学和医学上的努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宣布国家教育考试成绩无效,因具有惩戒性、处分性、不利性等法律特征,属行政处罚。法院在审理考生不服此类决定案件时,应同时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对于显失公正的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决定,法院享有司法变更权。为充分实现行政诉讼目的,应修改《行政诉讼法》,全面赋予法院对不利行政决定的合理性审查权。

简介：知名形象商品化权是一种新型权利,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利益,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同时它也是一种竞争性权利,侵犯该权利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反竞争性,损害到了权利人、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市场等各方的利益。侵犯知名形象商品化权行为这样一种典型的搭便车、投机取巧行为,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但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对其规制方面仍存在着一定局限性,需要增加一些具体性的条款,同时赋予反不正当竞争法优先适用权。

简介：晚近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教唆犯的属性问题时,"教唆犯从属性说"被得以推崇。然而,总揽其相关论述,推崇"教唆犯从属性说"的理由并不充分。该说没有契合于法益保护的基本立场,也没有合理限定教唆犯的处罚范围,也无法充分获得我国《刑法》的支撑。在应然层面上,相对意义上的"教唆犯独立性说"值得提倡,仅对"重大犯罪"予以教唆的行为方能认定为犯罪。在这方面,该说不仅符合刑法学上法益原理,还符合当前国际社会所奉行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而且能够获得实证法的支持,并与我国其他的刑法规定具有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