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量刑程序是实现量刑公正的程序进路，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继承了大陆法系传统，将定罪和量刑混合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重定罪轻量刑的认识误区。英美法系国家独立的量刑程序对我国量刑庭审程序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在我国现有司法资源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庭审程序才是理性的选择。

简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需要遵循全面监督、有限监督、依当事人申诉以及事后监督等四项原则。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包括错误的裁定、决定、违法的强制执行行为、以及徇私枉法的行为。监督方式包括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刑事调查。相关的工作机制包括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和保障机制等。

简介：释明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德国,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当事人主义的修正器。释明权体现了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公正与效率。释明权既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合理限制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范围,加强当事人的律师代理制度,达致民事诉讼纠纷解决中当事人对抗式辨论与法官行使释明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简介：司法实务表明．由于语言表述的局限性，立法者预见未来的有限性以及制定法本身所固有的不周延性，制定法的诸多阙漏愈加受到人们的关注，所谓制定法规则的绝对确定性、普适性、稳定性显然是不存在的。由此，导致法——特别是私法．不能化约为纯粹的形式合法性，并且它也并不总是等同于正义。从而使形式合法性与个案正义要求之间的内在冲突不可避免。

简介：在欧债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和解约保护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解约保护不仅是对作为劳动者生存手段的工作岗位的保护,而且在劳动关系中也保护着劳动者的一般人格权,意义非同寻常。然而现行德国《解约保护法》中的解约保护制度却存在着诸多缺陷,使得该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旨在对德国现行《解约保护法》中的解约保护体系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分析这种制度的缺陷并介绍几种其他可能的调整模式,即经济补偿模式、协商选择模式以及改变《解约保护法》使用前提的模式,最后介绍笔者所偏好的一种模式。

简介：民事立案程序是当事人在寻求司法救济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程序,能否科学地设置案件受理制度直接关系到公民的诉权是否能够有效地行使,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立案登记制的确立是一大进步,但目前立案登记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却有待商榷。在肯定立案登记制的前提下,立案与审查的双轨制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时立案登记制度的具体措施也应该细化,方便各级法院操作。

简介：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特定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基金。按照投资对象划分,可以将私募基金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的监管可分为私募基金本身的监管和对私募基金交易对手的监管,根据监管目的和侧重点的不同,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又可分为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及事后监管。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一般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投资者的限定,二是对于信息披露与广告宣传间的监管,三是间接监管。三者的重点都是对于投资者的保护,这值得我国在构建私募基金监管制度时借鉴。

简介：单纯的改革口号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民主化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是后改革时代的基础性工作。宪法作为利益妥协与斗争的根本性文件应当成为改革的根本共识。在社会已经分化和断裂的情势下，寻求社会共识、稳定与和谐有赖于利益分配制度与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通过完善利益表达与沟通、竞争与博弈、妥协与合作的宪政机制，为各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

简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作为一项全新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其模式选择中,应将法官纳入这一制度框架之内,其时间应在诉前,宜采取二次展示的方式并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另外,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应包含确立宗旨、原则、展示主体、展示内容、展示时间、地点、展示程序、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内容.

简介：作证豁免在获取特殊重大犯罪案件的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代替的价值。作证豁免不同于诱供,它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因而具有正当性。此外,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参考样本,并与现行法律发展的趋势相契合,因而具有可行性。作证豁免制度包括了对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不起诉制度和对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保护制度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对作证豁免的立法应当采取分散式模式,在起诉程序、证据制度等中分别规定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内容。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应当先由各地的司法机关开展改革试验,并由立法机关在较为成熟的时期推进作证豁免的制度化。

简介：司法鉴定救助已经在部分省市兴起多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前的社会需求。然而,不仅各地各行其是,而且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无形中消解了司法鉴定救助的制度功能。因此,国家进行统一的司法鉴定救助立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这要求首先需要明确司法鉴定救助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司法鉴定救助的实体层面与程序层面进行细致的制度设计。

简介：从制度层面考察,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制度的性质、目的、陪审员权的性质、陪审员制度的模式以及司法制度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杂糅。'人民司法'这一概念是这种杂糅的代名词。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应重新确立该制度为一项宪法制度,该制度目的为监督、限制、分割司法权而非行使司法权,陪审员权为公民权而非司法权,该制度模式上主要应仿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而非大陆法系国家参审制。

简介：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或隐形的调解使《行政诉讼法》第50条的禁止性规定几乎形同虚设。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也不能解决这种现实与法律相脱节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地位。行政诉讼调解是在合作国家背景下，对行政活动方式多元化和行政法变革做出的回应，与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角色、功能的转变以及司法改革息息相关；也符合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目的，可以弥补合法性审查功能的不足，增强司法对当事人利益的救济功能。但是，调解也会带来交易成本外部化（即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被忽视或侵害）或规避民主法治原则的风险。为此，应对调解设定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限制，在界分和解与调解两种不同制度的基础上，从原则、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人的地位、调解的模式与程序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规范这一制度。

简介：近年来,随着对程序的日益重视,程序性辩护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辩护形式,这种辩护通过质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的程序违法,以达到影响诉讼进程及结局的最终目的。与传统的实体性辩护不同,这种辩护针对的是程序问题,通过质疑程序来影响诉讼结局。它的出现,不但丰富了辩护的手段和内容,而且也有助于维护程序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辩护很难为法院所接受,面对着诸多的程序性辩护,法院要么简单粗暴的直接予以拒绝,要么完全置之不理。[1]而由于缺乏独立的程序性上诉机制,对于法院的这种态度,被告人和辩护人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当被告人和辩护人一方面面对着诸多的程序违法,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有效

简介：从检察权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来考察，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色定位，使其具有承担国家民事公诉权能的自然身份，有充分理由将民事公诉纳入我国检察权新型配置的视野。我国民事公诉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对检察机关的诉权和诉讼法律地位，公诉案件的受案条件、范围和管辖，公诉案件的证据规则，公诉案件的审理、裁判和执行等具体内容进行合理设计，既保障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又避免与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产生冲突。

简介：在利他法律行为产生涉他效力的问题上,存在合意模式与单方行为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存在重要的缺陷。相比之下,修正的单方行为模式能够较好地兼顾尊重意思自治与契合社会生活常态,因此可以作为建构利他法律行为涉他效力的基本模式。修正的单方行为模式,以直接对受益人产生效果,同时赋予受益人以拒绝权为制度建构的主线。这一模式可以在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引导利他法律行为的涉他效力的制度建构。

简介：自2009年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会签《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八部委意见》）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都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数据看，《八部委意见》发布后，全国各地检察院都加紧落实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简介：公私协力是当前环境治理转型的基础和主导范式。其中,环境私主体治理是与行政公权治理相对称的另一种环境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私主体治理实践包括自主治理模式、排污者自我规制模式和通过契约的治理模式三类,它们对我国环境私主体治理的法治化具有借镜意义。面对环境治理转型的实际需要,我国应当通过＂以法律规则与公共政策为中心的形式合法性建构＂、＂以问题导向机制为指引的实体制度建构＂和＂以程序机制为重点的过程建构＂为路径,构筑相应的制度体系。

简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阙失的根本成因在于对其法理基础的不自信，本质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缺位、边缘化和失语。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实现由国家主义向民本主义转型的必然要求，是重估和校正传统的刑罚功能判定的必然结论，是凸显刑罚促进社会和谐价值的必然举措。适用于特定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及其运作，应当遵循促进当事人和解、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坚持司法机关主导的基本原则，并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加害人实行轻缓化的刑罚处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