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功能完备的金融体系是高效经济的必要条件，但不稳定性是金融市场的固有顽疾。著名金融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认为，金融一直是一项重要而脆弱的业务。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是个严重事件，可能引发整个经济的系统性后果，远超个别机构及其客户的命运，经济学家称之为金融系统性风险。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并催生一系列致命性自主武器，因而对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国际法以及国际军控机制El益构成威胁与挑战。对此，国际社会应多措并举、折冲樽俎，大力推进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谈判。中国应会同有关各国一道，积极推动联合国多重机构提前多层次、主导性介入谈判过程，明确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积极支持成立确保透明、问责和法治原则的多边国际监管体系，稳步推进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的艰难谈判。

简介：一般认为，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合作形式”。合理的国际安全机制对于促进安全合作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可能的合作要少”。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简介：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中，文化安全在时间驱动下发生变化，时间因素对文化安全产生何种影响，它是否会侵蚀、威胁文化安全，文章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递进的分析。首先，时间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对文化安全产生了显性的影响。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的变革，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和后果：文化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人文主义衰微，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威胁；时间问题带来了价值秩序的重构，短期性和即刻满足受到偏爱；文化失去批判能力，成为娱乐。其次，时间自身及其围绕它的变化对文化安全产生了的隐性但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在多变且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对时间的感知和与之的关系都是疏离的，这种脱位意味着文化被从其扎根的环境中抽取出来，文化根基被削弱、文化空间减少，从而使文化失去发展自身的权利和能力，高度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最后，关于文化的能动性问题，即是否存在着文化对时间的反作用力。其结论是，文化是时间背后的“沉默的规范力量”。这样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应对文化安全议题的自觉性，从文化之中寻求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透过时间的视角，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的稳定性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安全议题尤显重要。

简介：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简介：电视传媒是世界全球化实现的载体之一,同时全球化现象也对电视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今天的电视媒体不仅具有全球性特点,还体现出区域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特征。由于俄罗斯电视媒体是在苏联电视事业基础上发展、变革并逐渐走向世界的,所以其大国民族性更是与全球性博弈交织,相伴而行。俄电视媒体发展变迁过程,展现了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内在逻辑联系。

简介：奥巴马政府高调突出网络安全战略，使之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其内容包括：任命“网络沙皇”协调举国网络安全事务；把网络基础设施列为战略资产加以保护；成立网络战司令部，加强网络攻防能力；研发网络安全关键技术。奥巴马政府网络安全战略的实质是谋求网络威慑，实现制网权。这引发了各国的“网络军备竞赛”，并对国际法提出不少新挑战。

简介：水资源安全关系已经是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周边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主要受水资源相对短缺与对跨国界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国际流域中国家间的整体关系、地区环境与水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以及中国国内跨国界水资源安全战略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水资源安全关系的构建与复杂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其内容涉及水质保护、水资源分配、水资源开发、水域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区域发展等方面。中国与十个周边国家尚未出现明显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但与七个周边国家存在语言性冲突，同时也存在水资源合作关系。目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水资源安全关系上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呈现出“低冲突一低合作”的结构状态。周边国家为改变这种结构状态下的水资源利用的“不安全感”，正在联合某些域外国家在水资源领域形成一种制约中国的潜在联盟，由此对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安全环境形成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战略“抓手”作用，构建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需要的水资源安全关系，利用好“亚洲水塔”的战略地位，把握水规则制定主动权和制高点，制定水资源安全战略，建立科学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开辟周边外交新领域。

简介：国际形势从80年代中期起,发生了二次大战结束后40余年来最大的变化。以两大集团对峙为基础的欧洲格局,随着美苏两超关系的缓和,特别是随着近一年来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走向上的质变,开始迅速分解,欧洲新格局已初见端倪。旧的意义上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分野、以军事联盟为核心、以东西欧相抗为表现形式的冷战,实际上已经结束,欧洲正出现战后规模最大的分化和改组。作为两极世界中重要性仅次于欧洲的亚太地区,

简介：为了应对海上航道安全威胁，南海各方经过努力形成了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该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以及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这些局限需要南海各方协同以破解制度困境：构建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简介：中印出于追逐世界潮流、抓住全球化机遇、应对信息产业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选择，有必要进行信息产业的合作，而双方迅速升温的政治经济关系、合作的愿望和意向、信息产业具有的互补性、以及两国信息产业现已开展合作的现实，为进一步扩大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的基础。

简介：本文以系统分析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对华决策系统的结构和单元,文章指出美国对华决策系统是一种T字形结构,其单元包括总统、国会、思想库和利益集团,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单元之间的互动使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起伏.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简介：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尽管它提出话语在安全化中具有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却缺乏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解释。鉴于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方面论述的缺失,一个基于＂话语操控＂的安全化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做出较为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此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首先,为了使某个问题具有较高的安全化程度,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使问题得到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从而有助于问题被纳入安全议事日程之中。其次,获得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度之后,安全化行为主体就需要通过话语框定对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等予以界定和阐明,以进一步塑造公众对问题的认知图式并能动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最后,通过话语定位对相关方进行定位以确定各自职责并确立其行为,不同的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权利和职责,进而使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