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重创中国经济,反而加快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拉开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有效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各类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对各类国际安全问题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主要取决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用重要性与紧迫性两个变量来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分为高重要性和高紧迫性、高重要性和低紧迫性、低重要性和高紧迫性、低重要性和低紧迫性等四个类别。未来中国外交需要在韬晦和有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作用。中国应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原则,并提出有利于国际稳定的政策主张,包括在安全事务上突出“有所作为”;以“责权力相一致”为国际安全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革方向;提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中国外交应当与时俱进,在国际安全领域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简介: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出发,对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500-1750/1800年重商主义阶段主要基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阶段主要基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而1945-2030年的混合经济阶段则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国际制度与机制"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四大基本动力。世界体系是过去500年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而中国过去30年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不断融入这个延续至今的"世界体系",所以,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于世界体系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简介: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针对外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理论界的探讨成果,作者以非洲为背景,以中非关系近些年的进展为案例,提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的大体构想。作者强调,不干涉原则必须坚持,同时要大力创新、适合时代变化与中国需求。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分析了中国对非外交实践的某些突破,总结归纳了这些良好先例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坚守与创新。下篇则探讨了中国对非洲和平自主能力的援助、对非洲区域组织的支持、对非洲援助的效率及监管、从政府主导的“小援外”向社会全面参与的“大援外”转变、中国外交新思路与内政新动向的对接、发展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探索争鸣的若干新思路。
简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能源国际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背后的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应该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中国要倡导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理念,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及全球能源的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