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推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不过如何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也日益面临着周边安全的掣肘,对于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价也存在大量争议,这就使得建立周边安全的评价体系和构建整体性的周边安全战略很有必要.由于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效应、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地缘效应和周边国家转型的系统效应,中国的周边地区安全已变得日益重要.周边安全合作面临着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障碍,中国在周边安全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利益层次分析的视角,可以对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三个层次,使得对于中国面临的诸多周边安全问题有着更为整体性的清晰认知,进而提出了“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针对涉及不同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可以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
简介: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决定大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是大国的政治领导力,其本质是一国政府为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而进行改革的方向、决心与能力.根据道义现实主义原理,中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是中国制定崛起目标和策略的基础,符合国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就易于成功,而超越实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则会削弱中国的实力.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承诺与实力保持一致有利于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从而减少国际社会对崛起国的恐惧和反对;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可获得对崛起国的战略支持;为减少崛起的国际阻力,崛起国应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范围而尽量避免在传统领域的利益冲突.在信息化时代,在网络空间拓展中国国际战略利益应成为中国主攻方向,网络战略应采取“走出去”原则而非为了安全的防御原则.在外部威胁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为防止中国的崛起半途夭折的重点将是防范国内的极左陷阱.“台独”正在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首要威胁,中美在南海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朝鲜拥核是中国的东北亚地区政策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
简介: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不能不面对领导权的问题。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多元化,决定了该地区合作进程中领导权问题的特殊性。目前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主导权)现状是小国主导模式(东盟模式)。本文笔者对可能存在的美国领导模式、日本领导模式、中国领导模式、中日合作领导模式等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提出了“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解决了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问题;承认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存在,有利于实现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尊重了目前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弥补了东盟模式的不足;能够调动中等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简介:英国应急安全管理体系始建于二战以后,主要以地方管理为核心,其管理重点包括防范核打击下的平民伤亡,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北爱尔兰的恐怖袭击进行应对与处理等。进入21世纪后,英国的应急管理从立法规制到中央、地方的体制协调上实现了飞跃发展。2001年,英国成立了内阁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2004年,《国民紧急状态法》颁布出台,界定了“应急事务”的范畴,规范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应急管理机构的角色与责任。2010年,英国的应急管理被纳入到国家安全的“大安全”战略框架。总体上看,英国应急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个立体网状的体制结构,形成了多层分工、上下联动、跨部门协作的运行机制。此外,英国应急管理注重发挥地方、基层的中坚作用,特别突出风险防范、应急培训、业务持续性与灾后恢复的“系统抗灾力”建设。在2005年伦敦恐怖爆炸事件中,英国政府基本做到了快速、高效、全面的应急安全管理,也总结了在预警评估、高级别跨机构协调的角色定位、管理通讯网络以及对事故死伤者及其家属提供支持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意见。英国应急安全管理的经验也对中国的应急管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简介:引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的华人组织机构激增。在菲律宾,1981年116个华人宗亲团体中有72个是1945年以后建立的;1976年172个同乡会中有138个是战后组成的。造成组织机构激增的某些因素是海外华人社会的日益繁荣和文化危机意识。虽然繁荣为建立和维持组织提供了财力,但这些组织也被看成是凝聚和文化灌输的工具。菲律宾的情况正是如此。但不同的是在这类组织的激增中依然存在着拥有全社会网络的“护侨组织”。1954年以来这些组织中最主要,最有权威的是非华商联合会总会(“商总”),它不仅是个工商业社团的联合组织,而且被认为是菲律宾华人利益和经济权力最集中的代表。商总拥有的团体会员包括全菲从东北部的吕宋到西南隅的棉兰老的55个商会和85个分会,它的存在赋予菲律宾华人社会一种具有凝聚
简介:作为目前世界上安全应急体制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深受各国政府关注和学者重视。以历史唯物观所强调的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为依据,为美国安全应急体制设立安全应急环境、安全应急理念和安全应急机制三种变量,并以这三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改革历程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是在应对核战争所代表的传统安全威胁、自然灾害所代表的民生安全威胁以及恐怖主义攻击所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建立和形成的,这一体制的逐步完善也是其中所涉及的环境、理念和机制等三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改革发展历程的经验表明,美国安全应急体制能够适应安全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安全应急理念,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完善组织机构来健全安全应急机制,因而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往往过度依赖客观环境的推动,也会造成应急管理在主观上的防范疏漏,其中失败的教训也应当加以注意。
简介: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正在或将会遇到诸多制约军事安全的问题,建立科学、统一、高效的安全体制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作者通过分析比较中美两国军事安全体制变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差异以及在军事安全决策体制、军事安全执行体制和军事安全监督反馈体制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美国是当今安全体制比较完善、作战效能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安全体制变革与其实力和对外战略的变化有关,更强调均衡性和实效性,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周详、咨询机构完善、情报系统发达、军队建设协调发展、作战指挥灵敏高效,监督反馈制度相对健全。中国的安全体制变革则与国内政治发展相关,领导体制的变化直接导致军事体制的变化,均衡性和实战性不强,体现在缺乏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能够直接参与决策的智库机构数量较少、情报机构缺乏统一领导、陆军规模过大、海空军发展不足、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健全、监督反馈机制不完善。未来中国可在上述方面的改革中借鉴美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