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历史学辩护》(InDefenseofHistory)①是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德国史专家理查德.J.埃文思(RichardJ.Evans)的主要作品之一。埃文思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从一种中庸的立场出发,来为历史学辩护。他拒绝偏激的观点,不但批评了保守派史学家如埃尔顿(G.R.Elton),同时也对极端的后现代史学理论进行了批评。此书继卡尔的《什么是历史?》(WhatisHistory?)和埃尔顿的《历史学的实践》(ThePracticeofHistory)这两部20世纪60年代论述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之后,成为英国大学历史教学的标准教材。《为历史学辩护》已经被译成多国文字,台湾也出了中文版(《为史学辩护》②),从该书出版到1999年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不少于30篇的评论文章,其中不乏批评之声。一些评论者认为埃文思没有公正地对待后现代理论。针对这种批评和指责,埃文思做了回应(http://www.history.ac.uk/discourse/mo-evans.html),他的回应后被纳入到该著作的最新版中。本文将相关批评与回应介绍如下。
简介:现代主义的梦想不仅包括掌控自然,还包括建构一个属于自由理性的人类群体的伦理-政治乌托邦。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抹杀了它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使这份遗产失去了被挑战、质疑和讨论的价值。而批判理论在不放弃启蒙的乌托邦遗产的同时,又试图超越现代主义的构想,指引我们既不放弃理性自身,同时又超越现代主义的理性。作为“盛期现代主义者”的阿多诺虽然也曾对启蒙主义和“西方理性的身份逻辑”进行了强烈批判,却并未对理性反思在获取个体自主性和集体正义方面所具有的治愈力量丧失信念。通过对阿多诺的细读,不仅可以让我们注意到盛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辩证张力,还能告诉我们,要想在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真正实现对话,就必须倾听阿多诺作为中介者的声音。
简介:英国文化理论家阿兰·科比(AlanKir—by)是当前后一后现代主义理论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快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影响,数字现代主义正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我们当下文化中的新的主导范式。数字现代文化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文本形式、文本内容以及文本价值,也带来全新的文化结构、文化行为和文化意义。下文节选自科比的《数字现代主义:新技术如何拆解后现代并重构我们的文化》(2009)一书,涵盖了科比的数字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数字现代主义的由来、数字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数字现代文本的美学特征等。
简介:<正>一现代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行为主义化"过程。这首先是由于传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上的重大缺陷和方法上的严重不足;其次也是由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科际组合。这一过程大致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鼎盛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如今盛期虽已过去,势头略有收缩,但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之中,其影响更不可忽视。所谓"行为主义化",亦即运用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病理学、生物学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一种方式。因此,可以说,行为主义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纷繁庞杂的多学科的、跨学科的"科际综合体"。在这一行为主义"科际综合体"之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正因
简介:<正>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是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产物,起源于列宁逝世前后俄共(布)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开始组织共产国际的左翼反对派,到三十年代逐渐发展为国际上一股极左势力,在1938年9月建立了托派的第四国际组织,开始被称为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现代托洛茨基主义在理论上标榜信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推行它们的“世界革命矽战略,在组织上既强调建立超越民族国界的世界党,又主张组织内部派别自由。现在第四国际已经分裂为互相对立的几个国际性组织,在五六十个国家里有它们的支部,成员有几万人,主要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影响较深,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般极左政治势力和极左思潮。下面分别介绍第四国际的历史概况、组织情况以及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策略。
简介:本文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性流派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观点,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即企业是公共所有的,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市场经济,企业完全在市场上竞争,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家掌握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市场社会主义在效率方面的整体优势;市场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本文认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对于我们建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如下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实现形式,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必须自觉地减少西方市场经济中已显示出弊病的东西,减少那些对解决效率和社会公平具有消极作用的东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促进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对市场放任自流。
简介:如何正确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陈学明教授认为,从整体上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探索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良性互动来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正确途径。此外,它有助于我们增强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自觉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正确的态度。为了推动相关问题的学术争鸣,我们特将陈学明教授与本刊记者的谈话发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