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罚代管”中的复式法律行为结构是责令改正不作为与行政罚款作为之间的榫卯。“违法过剩”下责令改正作为的高昂制度成本与义务缺位下责令改正不作为的低廉制度成本共同促使执法者选择后者。分税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的相对窘迫、行政分包制下地方公共事务的承包责任、“晋升锦标赛”制下地方行政官员对CDP增长的注意力聚焦等约束条件决定了罚款收入成为执法经费的主要来源,同时罚款行为也能作为执法者发出的合作信号,这些制度收益诱导执法者选择罚款的作为。“以罚代管”作为一种执法的博弈均衡状态,其中形成的权利(权力)义务结构与成文法律规范明定的权利(权力)义务结构发生错位,在极端情况下会迫使违法者通过“身体维权”的方式寻求救济。
简介: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行政法治是总的战略思想,是治国的保障,行政与法律的关系不管是基于两者等同的概念,还是基于两者各自纳入不同的范畴,行政权都不得对抗法律,都要以法律为依据行使行政权,法律是既定的条文,具有滞后性、历史性且必须遵守。然社会是多变的,人是有情理、有感情的,既定的法律并不能全覆盖微细变化的具体事件,需有情理化的原则界定、规范,使行为人自愿遵守,即凭良心办事,是行为规则,道德范畴。法律需要德的有效补充,法律也是德的基础保障,基于此,依法治国必有以德治国做补充,而依法行政同样要有以德行政的有效补充,以补行政权在行使中的一些疏漏,依法行政是前提,以德行政是辅助,两者结合才能更有效行使行政权,更服众,得民心。因而有必要深入探讨研究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二者的关系,为强国梦进程中具体行政权行使提供可行的方案,得民意,聚民心,齐抓共管加速时代前进的步伐,早日实现"中国梦"。
简介:在中央政府如何应对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悖论的问题上,既有理论提出三种应对机制,即逐级代理制、政治教化礼仪化和运动型治理机制,但在海洋环境管理领域,对于条块联合执法这一化解治理悖论的主要手段,三种机制都欠缺充分解释力。因此,文章基于多案例分析,从信息调节、集分权调节与治理有效性调节三个维度对条块联合执法的行为逻辑进行了阐释。文章认为中央部门通过媒体输出联合执法信息,是对地方的预先警示;在执法过程中,提升治理有效性的方式是整合地方力量共同面向高风险性项目,与此同时,地方信息的输入成为中央部门对联合执法时机和领导部门进行动态调整的依据,进而可以在实质意义上调整集分权平衡;在收尾环节,条块部门之间的信息互动使得治理有效性的动态平衡得以维持。通过分析,文章提出治理悖论的应对机制还包括央地共治型管理机制,是对既有理论的一个补充。
简介: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将本属于适用法律违法定性为“瑕疵”的现象,这在个案中会使很多凭借行政行为适用法律违法的理由而信心满满的原告,意外败给“瑕疵”二字。这种情况会使“法律工具主义”抬头,合法行政的标准体系毁于“瑕疵”。此类判决大多发生于未列明法条的具体条、款、项、目,结果文书未载明但行为过程已出现法律条文,误写法条,具体条文对应错误等情形。判决中对瑕疵认定的理由包括不影响行为合法性、不违法、不当、不影响原告权利、不影响处理结果正确性、不影响行为有效性、不足以导致撤销、避免“同义反复”等。为此,必须明晰何为适用法律、为何要适用法律、何时适用法律、由谁适用法律等基本理论问题,并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尤其是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修改为“违反法律、法规”。
简介: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专业化分工、等级制、法理化规则的遵从和非人格化”的基本要求,中国理性官僚制建构表现出严重的不足。这不仅导致了科层组织的运行效率低下和腐败行为,而且滋养了“官本位”、“家长制”和依附行为取向等传统行政文化的生长和续存。所以,在理性官僚制、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逻辑关系上,虽然传统行政文化对理性官僚制建构有一定的反作用,但理性官僚制的建构才是决定传统行政文化的续存和生长的主要因素,进而决定着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当前中国行政文化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下加强理性官僚制的建构,完善公平竞争的干部选拔制度与功绩制;同时要加强契约法治精神和人本(人格平等)精神等现代行政文化价值的引导。
简介: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的新要求。地方行政首长是地方行政事务的主要领导者和执行者,其职务特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引领作用和执行能力。新形势下,以习近平的网络观为指导,增强地方行政首长的网络思维,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适应新媒体发展的新常态,主动学网、精准触网、娴熟用网,引领网络文化、弘扬正气新风,传播正能量、发出好声音,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道路,推动网络建设发展,依法治理网络和维护网络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网络强国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