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新近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明确概括为“两个提倡”和“一个照顾”,即“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照顾到农村中某些群众的实际困难,允许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这一概括较之只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要全面得多,也是对海外有人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称为“一孩家庭政策(One-ChildFamilyPolicy)”的一个必要纠正。实际上,我国一直在贯彻执行上述“两个提倡”和“一个照顾”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我们

简介：

简介：本文将光棍群体放在村落共同体转型背景下进行理解后发现，光棍群体社会地位低下，处于村落社区末端，他们在家庭内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四个层面均被村落社区完全排斥在外，从而处于多重边缘地位。改善光棍群体的社会地位需要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加强村落共同体内部的组织建设。

简介：本文首先描述了西方学者对人口转变过程、阶段的描述和微观、宏观层面原因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论争,最后从广义的视野讨论了传统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转型、制度变迁与人口转变的关系.

简介：<正>(一)计生工作的特殊性要求计生工作者有相当高的素质。与物质生产劳动相比,计生工作有许多明显的特点;一是连续性。生育问题是人口再生产行为。从全社会来看,人们的婚育活动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每天都有若干对男女结为夫妻,每时每刻都有若干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要求计生工作持之以恒,时刻不能放松。否则由于人口生产的贯性,就会影响好几代人。

简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由此而来的外来人员违法婚姻现象也逐渐增多，严重影响了杭州市婚姻登记管理和计划生育工作。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清理和杜绝违法婚姻已成为摆在民政、计生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为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浙江省婚姻登记管理办法》、《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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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开展艾滋病预防活动中，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五周期项目的模式为将艾滋病预防与日常的生殖健康工作相结合。其主要特点是利用人口和计划生育网络开展宣传和倡导、安全套推广、以社区为基础的关爱等工作，一些有能力的地区开展艾滋病的自愿咨询检测工作、母婴传播阻断工作，有效地参与到了艾滋病预防工作当中，遏止了艾滋病在普通人群中的继续蔓延，同时促进了敏感的艾滋病话题非敏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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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对健康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生殖健康的范围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在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所涉的诸如身体、精神等方面的健康。接受计划生育四项手术的育龄群众在治疗期间，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传统的护理与服务，他们还期望获得疾病预防和生殖保健的知识，以增强自我护理的技能。

简介：调研发现,'养儿防老'的反馈式家庭养老在上海市近郊农村难以维系,'以工养老'为核心内容的'自主养老'模式应运而生.首先,东部地区近郊村快速就地工业化为当地低龄老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其次,深度嵌入市场的近郊村家庭的家产快速货币化,父子分家而来的家庭财产个体化为老人自主分配提供了政治空间;最后,家庭结构核心化瓦解了传统家庭养老的代际伦理,理性化的新伦理为老人自我积累提供了内在动力.从而形成以低龄老人为养老主体的'以自己务工为基础、以自主分配为原则、以自我积累为目的'的养老新模式.

简介：本文探讨了Y村村民共同体“苦痛”的记忆与当地村民所践行的“闪婚”模式以及当地婚恋模式变迁之间的关联.村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需求构成发生在村民个体身上的婚姻失败事件转化为“苦痛”的集体记忆的意义转换机制,同时也构成这种苦痛记忆代际承续的动力.这一在不同代际间被不断表述的“苦痛”记忆经由关涉婚姻的地方感与行动主体婚姻实践的结合引发了对当地婚姻规范的动态建构,致使当地婚恋模式的变迁和“闪婚”模式的映现,而这种被行动主体建构出的新的婚姻模式和婚姻规范又在规制着当地村民的婚姻实践.

简介：少数民族地区光棍的产生有其独特机制。以黔东南B乡侗寨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族群认同、高密度亲缘“拉力”与传统婚姻规范共同形塑女性“逆外流化”,既成为强化本地通婚圈的力量,但也造成本地通婚圈内婚姻资源供需错位,婚姻“寻觅”被迫走向全国婚姻市场。悖论在于,在非积累型家计模式下,本地男性的家庭积累能力难以支付全国婚姻市场上的女性“要价”,且男性个体教育水平、社交能力等综合素质条件较差,难以与其他地区的男性竞争。在这种弱竞争力下,少数民族地区男性既无法从全国婚姻市场上获得婚配机会,又难以在本地通婚圈内获得充沛的婚姻资源,其婚配几率受到双重结构挤压,因而光棍产生具有结构必然性。缓解光棍压力及其社会后果,关键在于教育水平提升、破除婚姻禁忌及优化劳动力配置,提升婚姻竞争力。

简介：近年来，“两头走”作为一种新的婚居模式开始在部分农村兴起。基于江汉平原的田野经验，发现“两头走”是农民的实用主义逻辑的折射，它由农民的家庭人口结构、人情维系之需要以及家计模式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而成。“两头走”这种流动式婚居模式虽然呼应了母家庭的利益需求，并赋予了子代家庭以较大的自由，但实际上导致了代际关系失衡、家庭关系形式化、子代家庭负担加重以及父代养老风险增加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