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唐代佛教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以往的史家一般都以为:唐代佛教的兴衰决定于帝王们的好恶,而帝王们对佛教的态度又为他们与佛、道、儒三放的不同关系所左右。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对唐代佛教兴衰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本文拟从考察唐代经济和佛教关系入手,略陈管见,就正大方。一、武德、贞观年间佛教的恢复和沙汰僧尼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已经相当繁兴。据《法苑珠林》记载,当时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300余人;造像110430躯;译经82部。但遭隋末兵乱又一度中衰,“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仆沟壑”。以致到唐初“天下寺庙遭隋季凋残,缁侣
简介:汪维藩是当代最重要的中国神学家之一,本文尝试从汪维藩对'中国神学'的理解、汪维藩神学思考的资源、以及汪维藩中国化神学的智慧等三个方面,对其神学中国化的努力作一浅探。笔者认为,在其神学思考中,汪维藩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相连接,但同时又不失以圣经启示和基督教传统作为其中国神学思考的规范。中国神学要成为一门中国学问,就应是'践履之学',是'效法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首先,他认为,以圣经为权威、为规范,应该是在中国做神学的不拔根基。其次,他珍视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传统,将基督教传统看为中国神学思考的源头之一,任何割断教会传统的中国神学,不会有生命力。再次,对他来说,中国神学家还有自己的思想之井,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能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激相荡,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去阐释基督教信仰。复次,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来自中国基督徒信仰群体和个体的信仰经验。汪维藩神学中国化的智慧可以从他的道成肉身的神学中反映出来。道成肉身是他整个神学的起点,而三一信仰则是他整个神学的基石。他以基督为中心的道成肉身的神学是以上帝和人为两个焦点。在中国神学的戏剧中,既不是上帝的独角戏,也不是人的独角戏,而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他的神学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神人共在的神学'。他的神学思考在严肃地对待圣经和传统的同时,又严肃地面对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或许也是今后的中国教会神学工作者在神学中国化的思考中,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简介:统计数字表明,传播媒体时时使用的“宗教热”一词,是在文革中处于冰点以下的宗教,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升向常温的社会现象。由于历史的遗留问题和现实商品大潮的冲击,表现为“热中有冷”和“热中有乱”两种困局。文章分析了鸦片论、特区论、适应论、文化论、相容论、制衡论这六种相互矛盾的理论框架。认为由于理论上的暧昧不清,使正统宗教徒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使社会上有宗教需求的人对正统教团产生疑惑,从而促成地下宗教势力和歪门邪道盛行。作者提出有四种因素使佛教面临复兴的机遇:一、政教分离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二、佛教在各教平等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四、具备独立品格的佛教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形成。文章指出:佛教必须回应世俗化的挑战,调整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的关系,使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三者保持均衡发展。知识分子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将有效地制约“宗教非宗教化”现象的蔓延,并直接改变“宗教非学术化”的局面。经理性提纯的宗教,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有可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批判作用。化世俗而不为世俗所化,永远是佛教面临的现实课题。
简介:梵净山,是武陵山脉主峰。位于我省东部,邻近四川、湖南二省东西界,横垣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大斜坡地带的江口、松桃、印江3县10个乡镇之间,最高峰海拔2572米,总面积4.19万公顷。1986年列入国家自然保护区,并加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网,素有“峨眉之秀,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泰山之威”的秀丽风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浑然一体。特别是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梵净山历史悠久,“众天下名岳之宗”,最早开发于16世纪明万历年间,修建梵刹庙宇,开凿朝山便道,48大脚庵4大皇庵,是我国唯一的弥勒道场,成为驰名全国的五大佛教朝圣名山之一。打好梵净山佛教文化旅游经济这张牌,对于打造贵州“天然公园省”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