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体现现代性本质的一个核心问题。“德法次序”概念，可以将日常德治和法治关系的探讨，纳入到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框架中来，实现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

简介：乞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乞讨在当代中国的泛滥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在如何对待乞讨和乞讨者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其中价值观的矛盾及其所引起的道德困境构成了对乞讨现象争论的焦点.我们必须把乞讨作为一种手段和乞讨者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愿选择区别开来.如此才能对乞讨之中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乞讨者和施舍者之间的关系、乞讨者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恰当的道德定位,并为处理乞讨问题提供依据.

简介：在信息伦理学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些学者将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非规范的伦理学来研究,而另一些学者则偏重于信息伦理学的规范性质.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规范学科,应当研究不同类型的信息活动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伦理问题,而不能成为计算机伦理学、媒体伦理学、生物信息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的集装箱.规范的信息伦理学可以参考义务论、美德论、效果论的分析框架,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各国的信息伦理学有本土化的问题,但在全球性的信息沟通中,应当实现不同的信息伦理学的整合.

简介：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简介：社会公共伦理作为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共伦理建构中，却存在一种伦理需求与道德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伦理的缺乏与道德日益多元化、个体化之间的矛盾。面对如此困境，在实际操作层面，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或尝试也许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伦理的建构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简介：公私之辨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伦理学的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或由此衍生。耙梳中外伦理思想上的公私之论,能够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谱系中对公私问题理解与措置上的统一和差异,这对于我们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合理地处理公私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与西方哲学家由于要限制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改善处境较差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而讨论正义问题的初衷不同,俄罗斯思想家却是鉴于平均主义民族心理在俄罗斯的根深蒂固和平均主义社会思想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而讨论正义问题的,因此,俄罗斯思想家的正义观总是透露着对人的个性和独特性的凸显与强调。作为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伊万·伊里因（1883-1954）对正义思想的表达鲜明地体现了俄罗斯正义思想这一独特性。伊里因的正义观以其精神哲学为基础,着重于强调人的独特性,提出作为差别化艺术的正义思想,由此表达出一种批判平均主义、强调要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特性的社会建设方向。相较于西方的正义理论,伊里因的正义观不失为讨论正义问题的另一个面相,同时,对于我们远离平均主义的误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启发性。

简介：提高劳动报酬是一个涉及劳资关系交换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复杂正叉问题。劳资关系的交换正叉是否“合乎公平的正义”是一个充满现实纠结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旨在建构一种保障、拓展和超越交换正义，普惠民生的大劳动报酬观。一方面，通过劳动要素资源均衡化，实现劳动报酬与人的再生产需求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承认和尊重民生权利，以彰显提高劳动报酬的民生逻辑。大劳动报酬观的正当性与权威性需要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同联动，以建构一个和谐共融的行动共同体。

简介：关注和研究现实伦理问题,既是当代伦理学应用特征的表现,也是伦理学发挥其实践功能的必然要求。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城市,既是人类物质财富的集中地和人类精神文化的创新地,也是城市居民学习、工作、居住、娱乐的家园。毋庸置疑,城市规划与空间布局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抑或说与城市居民的美好生活休戚相关。显然,现代城市规划不仅是对城市空间的物质性规划,更是一种以决策——实施为导向的公共政策和以一定价值目标为前提

简介：在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框架中，道德是一个显性概念，伦理则是一个隐而不彰的概念。马克思伦理思想中不仅有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而且也有关于伦理概念的考量，其共同体思想中就包含了对伦理内涵的把握。通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中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的分析，既可以发现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黑格尔元素，更能够发现马克思伦理思想对黑格尔伦理思想的超越。

简介：追求理性的公共运用是现代公共生活的核心理念。公共理性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理性，运作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意在生成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与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当性共识，以促进公益、维护公民之权益。公共理性的存在与有效运作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治理具有积极的价值与功能。

简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所包含的能力性质、能力范围、能力体现，合称为国家治理的道德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人的能力的现代化，其伦理意蕴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道德能力、治理过程的道德落实、治理客体的道德塑造以及治理的国际伦理意义等几个方面。

简介：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简介：在当前农民家庭的经济生活实践中，家庭伦理同农民家庭的现代化呈现出了有机的“亲和”关系。家庭伦理是传统儒家伦理在农民家庭中的基本表现，它提供了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并赋予农民的经济行动以意义，从而形塑了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在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中，农民家庭根据不同成员在家庭中的关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结构。这使得农民家庭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同时。这也奠定了农民家庭现代化的基础。在家庭继替的过程中，随着家庭财富在代际之间的有序传递，子代家庭得以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财富积累。

简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全面发展的系统化工程,它与文明城市创建之间存在内在相关性。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提出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文明城市创建也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因此,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创建工作,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以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来引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能够极大地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的整体进程。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简介：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欲望概念，并在其道德哲学研究中对这个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区分了一般而论的欲望和具体的欲望形式，前者通常被认为是灵魂中与理性相对的部分，后者则根据其目标以及追求方式的不同而区分为欲求、冲动和想望。其中，想望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本身便包含了对价值的敏感并且自然地与理性判断一致。本文试图指出，一般而论的欲望概念难以为人类行为的多重动机及其相互间的竞争关系给出恰当的说明，而一种经过区分的欲望概念则突破了理性与欲望对立的传统思路，不仅使我们对人性的复杂具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人类行为并对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价。

简介：合作与人性的关联,是当今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探讨的热点问题。当代进化生物学和博弈论都证实,自利可以导向合作,其路径就是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合作并不全然基于个体利益,而且还基于人的社会偏好。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作为集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体性与整体性于一身的二重性存在物,其本性是社会交往。但人的交往以竞争与合作为最基本的共生并存的交往形式。合作首先基于利益,同时合作以正义为前提约束,也与人的利他性情感即道德感有机融通。因此,合作具有深厚的人性基础。从本质上说,人就是一个合作性的物种。

简介：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反映出一个政党思想信念和精神境界是否先进,决定了党在文化建设上的吸引力、凝聚力.本文着力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事实及其必然,并论述了当今应如何发展以'三个面向'为时代特征、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文化.

简介：康德的自然观一直受到广泛误解，“人是创造的终极目的”这一命题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二元论哲学框架也被指责为人与自然对立的罪魁祸首。然而人们只注意到康德对理性主体的高举，却忽视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自然主体性”的阐发；在其中，自然不但不是僵死的、对象性的东西，而且被认为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以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康德所努力探索的是一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使得自然科学和人类自由都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