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类历史充满了暴力,而在当今的全球世界,暴力正在日益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并没有使我们受到教化。有时候,我们甚至为暴力提供哲学支持。为了制造暴力,我们借助感情、使用侵略性语言、唤醒历史的旧伤并努力减少偏见。事实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只是普通人。和平的使命呼唤一种新思维。它强制我们在我们身上唤醒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它要求我们创造新的讨论主题和新的公众观,并为和平构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基础,劝导人们追求和平的是一种更高的动机。为了拥有和平,我们必须建立亚洲的仁爱观,以＂内在团体忠诚＂为基础构建我们对人类的关怀,并通过反思从亚洲文化中汲取营养。

简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败成风、诚信危机、底线伦理防线失守、社会潜规则横行、社会逆反心理严重、双重道德人格泛起、婚姻家庭道德困扰。其发生的社会根源一是市场经济的本性及其双重效应,二是改革开放中我们走过一段弯路,三是我们主观认识上的形而上学严重。要让道德代价的付出降低到最小程度,必须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将道德建设放到其应有的位置;必须要使道德建设适应、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必须加强执政党领导干部道德建设。

简介：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原初关系的考察,列维纳斯构建了一种以绝对的责任和爱为基础的好客伦理。这种好客伦理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解构,它包含了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的伦理品质。这种好客伦理为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奠定基础。人类的和平不能通过战争与建立帝国来实现,只能通过个体的面对面的伦理的善来实现。由个体间伦理的善延伸到族群、国家关系,才能构建和平的世界。好客伦理告诉我们：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应该是伦理,责任与爱是个体、民族、国家之间差异而和平地共处的基础。

简介：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简介：在当前农民家庭的经济生活实践中，家庭伦理同农民家庭的现代化呈现出了有机的“亲和”关系。家庭伦理是传统儒家伦理在农民家庭中的基本表现，它提供了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并赋予农民的经济行动以意义，从而形塑了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在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中，农民家庭根据不同成员在家庭中的关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结构。这使得农民家庭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同时。这也奠定了农民家庭现代化的基础。在家庭继替的过程中，随着家庭财富在代际之间的有序传递，子代家庭得以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财富积累。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简介：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张力。毛泽东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具备体现中国道德国情、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共同体精神、反对各种“中国式”旧道德和培育革命新道德的中国特色,同时展现其独特的阐述方法。认识和把握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中国特色与方法选择的内在品质,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培育中国道德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