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古代哲学”研究直接关联了西方的古典学，因此，如何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展开中国式的古典学研究，就是中国如何研究西方古代哲学的关键。在这种研究中，如何明确西方古代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便是重中之重。换言之，西方古典学以及古代哲学如何完成中国化转型是当前哲学界的热点问题。古典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它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也并不简单。概言之，它含有现代性的文化理念，却又具有保守主义的文化内核，它通过对古代的浪漫化的修辞来反对现代话语，而在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又同具有狭隘的地方性文化视野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深入分析这一过程的内在文化机理，就可以站在古今的视野上揭示出古典学深刻的现代内涵。

简介：顾炎武诗歌中有几首写到齐国历史人物，或用作典故，或吟咏人物，或隐喻现实，其中复国英雄田单最受其推崇。顾炎武诗歌中的齐文化，有他作为明遗民的立场和视角，与他反清复明的平生壮志密切相关，古老齐文化的爱国精神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独到的阐发。也赋予他的诗歌创作以独特的面貌。

简介：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由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萍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简介：在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新兴古典学在传统解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口子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批评学”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古典学是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的批判艺术，其创始人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改造中世纪逻辑、语法、修辞的“三科”教育，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梅兰希顿的古典人文主义不但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而且在路德宗神学院中确立了古典学的基础地位，为圣经批评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后的三百年见证了圣经解释学从“低阶批评”到“高阶批评”的发展过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旧约”的历史批评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而如果《圣经》的历史记载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只关乎信仰的道德，那么完全可以把《圣经》作为文学来读。

简介：康德“知识论转向”的意义并不是要背离“存在”问题，相反，他要深化存在的内涵，要让存在的“规定性”取代之前“存在”的抽象和空洞。由此，“自由一无限”成为了康德哲学的核心环节之一。康德的“理性一自由一意志一德性”赓续了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传统。遵循这个思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三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均在康德开辟的哲学方向上付出了努力。德国古典哲学并未放弃传统的“存在”问题，而是深化和发展了这个主题。费希特以自我意识为起点，将康德的三大批判整合为体系；谢林的“同一性”原则以及“理智直观”进一步推进和弥补了康德哲学；黑格尔则用“精神”的能动性以及积极的辩证法将“思想体”通过自身的矛盾发展成为“存在体”。

简介：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冯达文先生最近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以下简称《略述》）一书。该书立足于深厚的功底,以新颖的视角,对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与发展历程作了颇具创意的梳理和把握,是深度诠释中国哲学精神的成功尝试。在研究视角上,该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具有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明确的理论自觉，这可以看作是对“以西释中”范式主导下扭曲乃至肢解中国哲学精神这一重大偏失的反拨；

简介：此“疑古”、“信古”之“古”,主要指北宋庆历以前传统古典学而言的。传统　　古典学至宋代而始疑,至近代而大疑,形成“疑古”思潮。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对传世文献作重新判断,是一次重要的古典学重建活动。而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走出疑古时代”,并不意味着走向“释古”。冯友兰先生对其“释古”的解释,前后有很大的不同,而最终倒向了“疑古”。中国古典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应该是从“疑古”走向“正古”。“正古”即“修正”传统古典学。它一方面肯定传统古典学基本上可靠,只需“修正”;另一方面承认传统古典学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具体言之,它大致可以归结为“四正”,即“反正”、“纠正”、“补正”和“判正”。

简介：杂剧、传奇是中国古代戏曲梨园中的一枝繁花。素重传统文化积累的齐鲁书社，在挖掘整理出版《元曲四大家》、《全明散曲》、《全清散曲》、《诸宫调》、《董西厢》和．《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等戏曲品牌古籍的基础上，把握近年来大众戏曲文化复苏的良好势头和时代永恒的爱情主题，适时编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