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过（恶）”思想是刘宗周《人谱》核心话题之一。《人谱》将人的“过（恶）”划分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和“恶”诸形态，并深刻阐发它们的产生缘由及思想实质。从现象言，《人谱》关注人生存世界中具体的“过（恶）”的形成与危害；而其实质，则是探索意义世界中“本心”的客观性和常在性，是对人性本质的理性把握。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在阳明心学框架内，将其“良知”仅仅理解为知善知恶或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会使行为者的道德行为缺少合理动因。而以一种整体性的解读方式，将王阳明的“良知”理解为一个包含道德主体、道德规范和道德能力三个层面含义在内的整体观念，将使得“良知”观念能够为行为者的为善去恶提供合理依据。

简介：宋代道学以天理作为性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暗含了两个困难：一、与传统儒家经典之间的矛盾;二、性之本体至善无恶,那么恶的来源何在。道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必须面对这两个困难,并给出解答。本文以张九成＂性善之善不与恶对＂的思想为例,通过张九成与二程、张载、杨时、朱熹、胡宏等思想家的比较,展现性善论在宋代发展完善的思想脉络,并厘清道学对以上两个困难的解决途径。特别是通过讨论恶的来源问题以及善恶究竟是实质义还是形式义,来分析二程、张九成、朱子与胡宏之间对性善的不同理解。

简介：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简介：承继前篇，本文以逐章解读的形式，对帛书《二厽子》下半部分中的疑难词句和其中所涉及的易学问题进行了发掘和疏通，试图解决先秦及汉初易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

简介：严滩问答是王阳明生前最后一次重要的论学，但学界对于严滩在何处这一基本问题却莫衷一是，或以为在富阳，或以为即桐庐七里濑，本文考证出严滩即严陵濑，在桐庐县西三十五里，前人之说皆误。王阳明《次谦之韵》一诗是对邹守益《赠阳明先生》的唱和之作，《王文成公全书》将此诗排在嘉靖二年浮峰诸作之前，很容易让读者以为，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受其影响，后来论者将《赠阳明先生》与《次谦之韵》二诗均系于嘉靖二年。本文考证出《次谦之韵》实际写于嘉靖三年八月间。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简介：近几年来，我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几位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一起搜集佛学家吕澂先生（1896～1989）的未刊文稿。2008年初，我得友人李林先生介绍，结识了专门研究唯识学的隆藏法师。在隆藏法师的热心帮助下，我来到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查阅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藏书目录。我在目录中意外发现有两份吕澂先生的油印讲稿，一份是《印度佛学史》，另一份是《金刚般若经讲义》，

简介：模、楷二树作为周公、孔子墓树，成为与周公、孔子形象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符号。以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草木谱》的记载为开端，模、楷二树并列且各具人格形象特征。模树以树叶的色正为特征，代表了顺应四时的理想王者品格；楷树以枝干的质直为特征，代表了直道而行的理想士人品格。之后，诸多文献中关于模、楷二树的记载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差异：模树形象并没有得到新的塑造，楷树形象则从多角度得以发掘，出现了丰富且奇异化的记载。在理解与周公、孔子相关联的政治文化的同时，模树与楷树形象的差异及变迁也应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简介：《论语·先进》第二章，是对孔子“厄于陈蔡”记述最早、最具权威性的珍贵文献。释文本、朱注本的分章“从郑氏”并不为错，清及近现代学者对朱注的质疑有误；此章传述弟子，可能是有若或曾子。孔门四科十哲的成才与成名，与他们跟随孔子经历陈、蔡之厄有直接的关系。

简介：睽卦卦义为睽而通，其卦辞与各爻爻辞亦皆围绕此义而展开。睽是睽乖之义，睽乖之所以能通，是因为本卦还有逊退之象义。卦辞之所以仅“小事吉”，是因为逊退只能用于非原则性冲突，或者仅作为一种策略运用。初九爻：“丧马”是睽，“勿逐自复”是通；“见恶人”是睽，“无咎”是通。九二爻：臣仆遇主人，本应退避，但“遇主于巷”，避无所避，是睽；因属情势所逼，自身无过，故“无咎”，是通。六三爻：受刑者艰难赶车，是睽；因赶车很卖力，喻能洗心革面，终能获吉，是通。九四爻：睽孤无助，是睽；遇元夫得助，是通。六五爻：同宗之间有乖违之事，是悔，是睽；乖违之事消解，故同宗之人一起登上宗祠吃肉庆祝，是通。上九爻：求婚或娶亲队伍似寇盗，是睽；“往遇雨则吉”，是通。

简介：<正>现《程氏经说》中第八卷《中庸解》,未题何人所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目录”载:“明道《中庸解》一卷。”而《伊川大全集》亦载有《中庸解》。但是,《经说》宋刻,原止七卷。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河南经说》凡《系辞》一,《书》一,

简介：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周易符号和二进制算术符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代码及其规则．它们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最深层的文化构造原则和最高的集体智能。本文试运用符号学的观点．通过对这两种符号的比较。概括出有标记和无标记、约定性和选择性两种文化代码规则范畴，并进一步揭示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简介：

简介：<正>秦汉以后,儒学沿二个方向发展:一是与阴阳五行之术结合,其典型是董仲舒;二是向训诂考据之学发展,其代表有郑玄等。以后,训诂考据之学占了主导地位。魏晋隋唐时期,佛老思想盛行。儒家要想生存发展,必须批判佛老,而要批判佛老,必须从枝叶细节的研究中摆脱出来,针对佛道的理气心性之说,提出自己的本体论。只有这样,才能与佛道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