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庄子关于＂自然＂之论,与他的人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里,＂自然＂是一种状态,一种人的存在状态,一种人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情感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是一种原初状态或不待造作的真实状态,也是一种真美状态。庄子讲＂自然＂,是将＂自然＂与人的存在状态联系起来,是要让人明白人的本然,明白本来的生活到底如何。

简介：自然课程与梅洛-庞蒂对本体论突破所做的修正相符合，因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把对自然的追问深植于知觉现象学之后的思想运动中。在他看来，知觉现象学所通向的对语言表达的分析展现了意义作为建制（institution）的定义，梅洛一庞蒂将它理解为使表达自得（appropriationexpressive）的开放系列肇始的东西。正是这种建制理论使对被感知事物的分析转向自然反思的方向：被感知事物是区别于被制定的事物（l＇institue）的自然事物。自然是“非构造的，非制定的”，因此是表达的源泉。本文认为以下四个命题可以用来概括自然哲学：（1）“全体并不比部分更不真实”；（2）存在一种否定的实在，因此在存在和虚无之间不存在二择一；（3）自然事件并不具有惟一的时空定域；（4）只有作为发生性的普遍性。

简介：20世纪英美哲学中自然主义的倾向始终占据主导，在意向性问题的研究上亦是如此。心灵哲学中涌现出了各种意向性自然化的方案，其中最为独特的当属塞尔（J．Searle）的生物自然主义理论，他通过对意向性的特殊定义及相关哲学概念的澄清和分析，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权威性和心理学的合法性调合起来。这一理论的实质是突现论与多层次自然主义立场的结合，其中对于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存在不恰当的描述，但这也正是进一步发展生物自然主义理论的突破之处，那就是用依随突现论替代因果突现论完成意向性的自然化。

简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简介：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在自然观的演进中具有革命性意义,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实施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根基,借助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视角正确看待我国绿色发展的目的、途径、原则及境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制度诠释及实践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正>林仙健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政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政大典,以下几点可以称道:其一,它是以指导建设中国文明家庭的大典,及时地在第一个“国际家庭年”与读者见面。联合国决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以后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说明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94年国际家庭年”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宣告重

简介：通过组织化与制度化,现代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但与此同时,以科层制、理性化之“铁笼”为代表的制度弊端日益严重.官僚制压抑创造力与个人自由,合法性与代表性极易衰减,这些都是现代政治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韦伯提供的“理想型/偏差”模式为范本,通过对于理性化过程中人的四种行动类型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理解韦伯所担忧的问题症结之所在,发展之可能.韦伯对于现代政治抱有的复杂态度,也与此处所尝试展开的特殊方法关联密切.传统研究对这些方法虽有理解,却阐发不足.

简介：道家倡自然,道教重益生。在生死立场与生命态度上,道家和道教之间发生重大转向与变化。它既与＂道＂在先秦诸子文化当中地位的下降有关,也与道教产生的思想资源之驳杂性密切相关;既是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人们应对和解决人与宇宙及社会关系的理论需要与精神诉求。

简介：

简介：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是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暴行的激愤中产生的。随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开设的“中国对策与选择”栏目，围绕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专家与大众都积极参与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

简介：<正>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改观,在家庭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家庭结构有了新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家庭规模缩少,户均人数减少。我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沪、宁、蓉五大城市中4385户的抽样调查,户均人数为4.08人;农村家庭规模也有缩小趋势,据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035户农民家庭调查,户均人数为4.52人,若从一个省来看,一九八四年贵州省共有596.1807万户,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的庆祝游行是一个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文化主题，于此，史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景观，其中首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节和国庆节（10月1日）庆祝活动，都是精心组织并有着多重目的的政治仪式：既是打破旧秩序、迎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传统的节日，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化，又是共产主义领导下无数成就的展示，亦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中心地位的肯定，同时还宣告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存在。尽管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些庆祝游行还是表现出浓重的民族风格。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最终，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同时充当着演员和导演，小心翼翼地控制和编排游行者的动作，让作为观众的游行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党和党的主席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颂。

简介：文章以作者二十年来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之当代价值的三次思考为主线而展开，指出：（1）不能把毛泽东所确立的革命传统与其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立起来，不能把晚年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与其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混淆；（2）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直接相关，不能直接照搬经典思想，而是必须从世情国情出发；（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定位毛泽东、重新发明毛泽东、重新发现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