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徐建国在《党的文献》2017年第3期撰文认为，《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直接原因，有的观点认为主要是针对王明在延安重印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把《六大以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并结合一些文献资料综合分析可以看出，编辑《六大以来》的目的，首先是为七大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准备材料。

简介：邓小平提出'四有'新人和'四化'干部的要求与标准,在党的干部工作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干部代际代内的'新'的问题,也解决了'好'的问题。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邓小平'四有'新人和干部'四化'的内涵,'四有'新人是党培养好干部的前提条件,'四化'既是党和人民选拔、培养、任用和评价合格优秀干部的标准,也是领导干部自我鉴定、自我激励、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自律准则。必须准确把握邓小平干部标准的深刻政治思想意蕴,坚持人民利益是最高准绳的根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其中,人民利益准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政治体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人民利益准则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二者高度统一,赋予了邓小平'四化'干部科学标准的深刻理论品质。'四有'和'四化'对当前的干部人才科学培养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简介：当时间性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模式展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形式之时,后现代的空间转向针对时间性的这种普遍性提出质问和挑战,从而引入空间性话语,对以往一切阻碍空间想象的理论进行彻底的清算与批判。列斐伏尔的空间解放的本体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论,在开启后现代空间转向的同时,也遮蔽了其后来者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理性空间的解构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简介：政治现代化的研究始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戴维·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1965)，鲁·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96)和塞缪尔·亨延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是上世纪60年代比较政治学界以发达国家为蓝本来衡量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提出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对于它的定义，学界莫衷一是。享延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可以被定义为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运动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政治内容和政治结果。”布莱克则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用一种合法制度来代替个人独断，全体公民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序上参与选择政治领袖和政策，个人选择权可以通过有效的公民参政权得到保障。我国学者罗荣渠给政治现代化下定义时指出，政治现代化是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大转变中，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领域并引起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深刻变化的过程。钱乘旦则直截了当地将政治现代化概括为就是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总的来说政治现代化指的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政治领域的反映。

简介：2018年7月17日，四川省政治学会“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专家座谈会暨第六届理事会会长会议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会议由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政治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陈井安研究员主持，西华大学党委书记边慧敏教授、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裴泽庆教授、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伯海教授、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李俊教授、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黎万和教授以及来自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文理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四川省政治学会副会长参加了此次会议。

简介：2016年12月23日至24日，四川省政治学会2016年年会暨“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西昌市隆重召开。四川省凉山州州委常委陈日发、西昌学院院长彭正松致欢迎辞，来自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四川省政治学会主办，西昌学院承办。

简介：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第一次将“四个全面”并提。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详细阐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5年2月底3月初人民日报连发五篇评论员文章，深入解读“四个全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之后，理论界积极研究“四个全面”，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现对这些成果作一较为系统梳理，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简介：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渗入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和干扰了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路,妨碍了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深化毛泽东研究科学性的核心要旨,在于从正确历史观出发,遵循唯物论和辩证法,尊重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客观研究和公允评价毛泽东。针对虚无化的常用手法,深化毛泽东研究科学性应当从价值立场、史料方法、细节考证和历史解释等四个维度进行。

简介：张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撰文认为,海外学者对以张戎版“毛泽东传”为代表的历史虚元主义思潮的理论批评,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六次论战”。

简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推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2009年10月29日至30目，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举办的第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基于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传播。回答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中马化＂（即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马中化＂（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中,＂中马化＂是＂马中化＂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的＂中马化＂与＂马中化＂推进到马克思主义运用中国化的＂马化中＂与＂中化马＂。＂马化中＂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化马＂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化马＂是＂马化中＂的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要最终推进到马克思主义创新中国化的＂化马中＂与＂化中马＂,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检验和发展,通过＂化马中＂与＂化中马＂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化中马＂是＂化马中＂的落脚点。

简介：我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上发表的张宝池同志文章的观点值得商榷。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理论根据不是源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的一段话，而是源于中共“六大”决议案。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建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真可谓热潮迭起、声势浩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当代中国美学以其特有的人文条件和时空环境,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道路,在经历了复苏时期(1978—1980)、高峰时期(1981—1989)和高原时期(1990—

简介：李北东教授的《四川抗战哲学史》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系统梳理和研究四川抗战哲学的专著,以'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哲学史研究的着眼点,对活跃于当时川渝地区的各种思潮进行深入剖析和探讨。该书认为,抗战时期的四川是现代各种思潮和哲学流派交锋之中心阵地,在这一背景

简介：共产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对抗资本主义、批判阶级剥削、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理论,它是思想观点、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理想和实践运动的统一,其话语的所指和能指高度一致。但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共产主义'话语的所指发生了变化,有从词源上取其'共同体'之意而取消公有制;有取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之意而视之为'乌托邦';有取其一个多世纪的实践运动之意而视之为'历史之终结';也有针对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暂时的低潮而仅视之为理论'观念'。共产主义话语的四种误读,其能指和所指分离,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制度和运动的内在统一。

简介：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价值追求。＂四个全面＂的实施必须把握公正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这一＂金规则＂。就目的而言,实施＂四个全面＂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就手段而言,实现好＂四个全面＂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公平正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核心的价值指标在于公平正义;全面深化改革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更要凸显公平公正;全面从严治党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任何违背公平正义的做法将难以真正落实＂四个全面＂。因此,当代中国实践必须要在制度层面上进行顶层设计,凸显制度的公平正义,既要保证制度设计时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又要通过制度来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制度支撑。

简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整体性方法、科学统筹的方法的自觉运用,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要义。深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学习,不仅要认真领会其基本内容,而且要深入理解和掌握贯穿其中的方法。

简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实际上的核心地位，是一个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党在革命进程中获得了一定的胜利成果。同时，由于一右三“左”的错误也使党品尝了失败的苦果，如大革命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本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说，这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规律缺乏正确认识或尚不成熟的十三年。

简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当前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丰富的理论内涵与科学的实践内容赋予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多维属性：丰富的人民属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群众视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体现了人民群众才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力量源泉所在。鲜明的价值属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方略的自觉优化，凸显了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奋斗目标。规范的制度属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理论生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衍生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制度保障，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制度体系。深刻的实践属性。从衍生背景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从问题取向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从价值意义来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着中国发展之于世界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充分理解并准确把握这些基本属性，对于现时期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发挥“四个全面”战略引领民族复兴作用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正>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红军长征在四川所经历的时间最长,活动的范围最广,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著名战斗最多;一、二、四方面军的三大主力红军先后在四川会合,聚集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党中央在四川境内召开过四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机会主义,同张国焘的错误作了坚决的斗争。五十年前,毛泽东长征在四川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为党史和军史谱写了极其重要的光辉篇章。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写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系统地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集中地体现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红一方面军自遵义地区出发,分三路向赤水河挺进,准备渡过赤水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实现党中央在川西或川西北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土城、猿猴一带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的古蔺县。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第一次进入四川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