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将节杆菌和芽孢杆菌分别暴露于不同质量比的镉溶液中,进行不同暴露时间的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明,20mg/kg的cd(II)处理会使节杆菌中还原型谷胱甘肽(GSH)质量浓度显著降低,细胞膜脂质过氧化产物——硫代巴比妥酸活性物质(TBARS)浓度显著升高;0.2mg/kg的cd(II)处理会使芽孢杆菌中GSH质量浓度、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显著降低。节杆菌的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质量浓度随暴露时间延长而减少,GSH质量浓度、CAT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随暴露时间延长而增加,TBARS浓度呈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芽孢杆菌的可溶性蛋白质量浓度、CAT活性和TBARS浓度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可溶性糖、GSH质量浓度和SOD活性呈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镉处理对节杆菌和芽孢杆菌具有一定的胁迫作用,两种菌通过启动不同的抗性系统来抵抗外界胁迫。
简介:三氯杀螨醇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缩合、碱解、氯化和水解等步骤。对工作场所中空气样品、生产过程排放的废酸及废水样品进行采集和分析。工作场所空气中DDT总质量浓度均值为6.69×10-3mg/m3。其中,碱解反应工序中质量浓度水平较低,为1.10×10-3mg/m3;包装车间质量浓度水平较高,为16.72×10-3mg/m3。所有空气样品中p,p’-DDE均是主要贡献物质,占DDT杂质总量的80.2%;p,p’-DDT的质量浓度范围为0.053×10-3-1.66×10-3mg/m3,平均为0.49×10-3mg/m3,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缩合废酸与水解废酸中DDT杂质总质量比分别为4.84μg/kg和334.83μg/kg;碱解废水与水解废水中的DDT杂质总质量比分别为456.48μg/kg和75.65μg/kg。废水及废酸样品中各种DDT杂质的质量比水平存在差异;生产工艺阶段不同,杂质组成也各具特点。水解废酸的p,p’-DDT的质量比最高,为146.82μg/kg;缩合废酸与水解废水处质量比水平较低,分别为0.33μg/kg和1.41μg/kg。该企业随废水及废酸排放的DDT杂质总量为1234.08g/a,其中随碱解废水的排放量高达912.95g/a。p,p’-DDT的年排放总量为163.37g/a,随碱解废水和水解废酸的排放量分别为86.98g/a和73.41g/a。
简介:将节杆菌和芽孢杆菌分别暴露于不同浓度的铅溶液中,并进行不同暴露时间的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明,500mg/kg的Pb(II)处理会使节杆菌中的细胞膜脂质过氧化产物——硫代巴比妥酸活性物质(TBARS)浓度显著降低(p〈0.05),而Pb(II)质量比变化对其他指标无显著影响(p〈0.05);铅处理会使芽孢杆菌中可溶性蛋白质量浓度、GSH质量浓度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显著升高,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显著降低(p〈0.05)。节杆菌的可溶性糖质量浓度、GSH质量浓度、SOD活性和TBARS浓度随暴露时间延长而显著增加;芽孢杆菌的可溶性糖质量浓度、GSH质量浓度和SOD活性随暴露时间延长而显著增加,TBARS浓度随暴露时间延长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CAT活性也表现出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铅处理对节杆菌和芽孢杆菌具有一定的胁迫作用,两种菌通过启动不同的抗性系统来抵抗外界胁迫。
简介:分别采集某焦化厂新、老厂地面站,炼焦焦炉和成品焦仓的4个排放筒粉尘样品,通过超声波萃取和高效液相色谱的方法,对炼焦过程中几个排污节点排放粉尘中富含的多环芳烃(PAHs)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炼焦焦炉排放筒中PAHs的质量浓度最高,达86.95μg·m^-3;新厂地面站排放筒中PAHs的质量浓度最低,为6.09μg·m^-3;从粉尘中PAHs单组分的分布特征来看,4个点位粉尘样品中共检出14种PAHs,菲和荧蒽的含量均很高,其中炼焦焦炉排放筒粉尘中苯并[b]荧蒽的含量最高;4个样品粉尘中不同环数PAHs的分布规律为,主要以低环数的PAHs为主,仅炼焦焦炉排放筒中的分布规律不一致,以高环数的PAHs为主;从排放筒排放物污染水平分析,以炼焦焦炉排放筒最为突出,粉尘的质量浓度为国家3级标准的75.7倍,苯并[a]芘的质量浓度介于1级和2级标准之间。可见,焦化厂排放物对环境的污染严重,而炼焦过程中产生的多环芳烃对环境的污染更甚。
简介:简要介绍了枯草芽孢杆菌的生物特性及目前在环境领域的主要应用,阐述了枯草芽孢杆菌的群体感应信号系统及信号分子,指出群体感应在枯草芽孢杆菌生长过程中重要的调控机制。针对目前群体感应尚处于机制理论研究阶段,提出枯草芽孢杆菌群体感应系统在环境领域潜在的应用前景。
简介:针对"单一评价指标"难以准确揭示城市空气污染特征的问题,基于"空气质量浓度、人口暴露强度、人口加权浓度"3个指标,以长沙市为例,对比分析了各指标在城市PM2.5污染防控区划中的差异与优缺点。结果表明,研究区质量浓度指标区划下的暴露防控区呈梯度面分布,空间平滑效应明显。而顾及人口特征的人口暴露强度和人口加权浓度两个指标能够揭示污染防控区的空间微观差异,但前者受人口空间分布因素的影响过大,风险异常集聚效应"突出"。融入空气质量标准的人口加权浓度相对风险指标能够更准确地揭示长沙市人口PM2.5暴露风险空间变化规律。开展城市PM2.5污染防控多指标空间区划研究,有利于弥补单一指标评价结果的局限性及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