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受体酪氨酸激酶样孤儿受体1（ROR1）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中的表达及其在临床诊断中的价值，以及ROR1表达与患者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异常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收治的初诊B细胞慢性淋巴增殖性疾病（B-CLPD）患者209例，其中典型免疫表型CLL 70例，不典型免疫表型CLL 16例，MCL 14例，其他类型B-CLPD 109例。应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FCM）检测209例患者肿瘤细胞中ROR1表达水平，采用χ²检验、四格表诊断性试验分析ROR1在CLL中的诊断价值以及与患者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异常的相关性。结果CLL患者中ROR1阳性表达率高于非CLL（78%>11%，P<0.001）；典型免疫表型CLL与不典型免疫表型CLL中ROR1阳性表达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1%>63%，P>0.05）；不典型免疫表型CLL中ROR1阳性表达率高于MCL（63%>21%，P<0.05）。ROR1+CLL组与ROR1-CLL组染色体核型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OR1+CLL组复杂核型的检出率高于ROR1-CLL组（34%>14%，P<0.05）。60岁以上CLL患者ROR1阳性率更高（P<0.05）。结论ROR1可以作为CLL的辅助诊断标记物，尤其对不典型免疫表型CLL、MCL及其他类型B-CLPD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ROR1阳性患者年龄偏高，更易检出染色体复杂核型。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恶性血液病患者接受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后，12种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对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早期发现和指导治疗的重要意义。方法选择2017年至2020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住院患者12例，包括男性6例，女性6例，年龄53.0（49.8，62.5）岁。12例CAR-T细胞免疫治疗患者细胞回输后，采用流式细胞微球技术在不同时间点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1β、IL-2、IL-4、IL-5、IL-6、IL-8、IL-10、IL-12P70、IL-17A、干扰素（IFN）-α、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对比分析同期的C反应蛋白（CRP）、D二聚体（D-D）、血清铁蛋白（SF）和乳酸脱氢酶（LDH）。根据CRS诊断标准进行分级（包括0、1、2和3级），比较4组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对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和CRS分级进行相关性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炎症细胞因子预测CRS的敏感度、特异度。结果12例患者CAR-T细胞回输后分别在第1、4、7、11天进行CRS分级，总计48例次（包括CRS 0级25例，CRS 1级6例，CRS 2级9例，CRS 3级8例），经相关性分析显示，IL-4、IL-6、IL-10、TNF-α、IFN-γ、IL-1β、IL-8的表达水平与CRS分级呈正相关性（P<0.05），相关系数分别为0.384、0.730、0.632、0.341、0.681、0.319、0.622。在12例患者中出现升高的7种炎症细胞因子（IL-6、IL-10、IFN-γ、IL-8、IL-2、TNF-α和IFN-α），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分别为3.4、5.3、6.1、2.9、4.3、6.0和5.8 d，CRP、D-D、SF和LDH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为6.6、7.6、8.3和7.6 d。出现升高的7种炎症细胞因子开始升高的时间平均值均小于CRP、D-D、SF和LDH。有效治疗后，除IL-6外，其余6种炎症细胞因子（IL-10、IFN-γ、IL-8、IL-2、TNF-α和IFN-α）转归时间平均值分别为7.8、3.9、5.1、8.0、6.0、2.5 d，均小于CRP、D-D、SF和LDH的转归时间平均值9.7、9.2、13.7和13.8 d。ROC曲线显示，IL-6、IL-10、IFN-γ和IL-8对CRS诊断均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论12种炎症细胞因子监测对判断CAR-T细胞回输后的CRS等级有一定价值，有助于CRS的早期诊断以及临床转归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