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赵树理在三四十年代,自觉地走向民间。在建国后新的历史境遇中,他的创作中面临的诸多内在问题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趋严峻起来。他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不论他如何质朴、如何不脱离群众,但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他观察不到真实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此时的作家却又承担着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教化责任。同时,赵树理小说的读者接受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甚至实质性的变化;就批评环境而言,他的创作首先面临的是“政治正确性”的检验,而不是对艺术独创性的评价,留下了较多的政治“炒作”痕迹;就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又学离他们日益遥远、
出版日期
2002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