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后来的人在审视、评价他们的先辈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自负而优越的感觉,他们甚至会鄙夷、蔑视地谈论着前人的愚盲迟钝和冥顽不化。他们像看异类一样看自己的先辈,目光里满是疑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这些老前辈怎么会犯如此幼稚的错误,怎么会讲出如此可笑的话来。其实,嘲笑容易做,而理解是艰难的。因此,后人在评价前人时更可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应是简单地表示不满和否定的态度,而是应该抱以理解的态度,更多地考察他们之所以如此说和如此做的原因及现实合理性。这是一种历史的同情,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充满人性温暖的科学主义态度。但是,摩罗先生的《当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一文(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三期),则乖离世道,立论忮苛而随意,缺乏对前人的宽容和同情,因此我不揣谫陋略陈管见,以求正于有道君子云尔。摩罗先生一开始就很简单地认可了张景超先生《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后半个世纪“活跃在中国知识界的著名知识分子,基本上都不是知识分子”,而接下来被“列举”的,乃是“五六十年代驰名于文坛的几乎所有著名批评家”。那么...
出版日期
2001年04月14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