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与社会道德问题初探——基于齐格蒙特·鲍曼行动者理性与行动理性模型

政府理性与社会道德问题初探——基于齐格蒙特 ·鲍曼行动者理性与行动理性模型

何雨峰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100010

摘 要：当政府在面临前所未见的灾难之时，总是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反应滞后的现象，绝大部分人将反应迟缓归结为本国政府的失职。基于客观角度和事实命题去直视滞后问题，得以揭露政策失灵背后的政府理性因素，以此探讨政府理性对于防控灾难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政府依靠理性以最优方式开展救灾，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导致救灾滞后。同时在社会中，由于缺乏对灾难的认识，使得丧失人本的特性亦导致道德淡漠符号化严重。本文希望以理性与道德作为出发点，分析其对于政府理性抉择的效用，并且重构灾难之中的社会道德问题。

关键词：广泛行动者理性；行动理性；道德

当政府在面临前所未见的灾难之时，总是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反应滞后的现象，绝大部分人将反应迟缓归结为本国政府的失职。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行动理性（行动者根据客观后果进行的衡量）与行动者理性（一种心理现象）的假设。本文首次将政府以“行动者”的身份纳入模型的考量，便可以窥探其在面对未知灾难时的理性选择。并且通过提出对行动者理性的进一步划分，完善鲍曼的理性模型。同时也揭露了社会大众在面临全新灾难时产生的道德淡化问题。

一、理性问题提出的背景

政府理性问题是被放置在“未知突发事件”的框架之内。“未知突发事件”指的是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全新事件。虽然其属于突发事件，但危害性与紧迫性均属于未知。同样由于该原因，导致政府在面对此类事件时缺乏可参考依据。借助齐格蒙特·鲍曼行动者理性与行动理性模型，我们可以对政府在面对此类突发事件时采取的理性选择进行探讨。

二、“未知突发事件”应对问题初探讨

（一）普遍理性假设在政府抗疫路径中

各国政府在面对未知的突发事件时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其决策将会深刻影响到该事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基于此，本段落将试图重建政府在普遍状态下对于此类突发事件的可能采取的理性应对。政府在鲍曼的模型当中将以行动者的身份进行理性的考量。而行动者理性也被进一步划分，狭隘行动者理性指代政府为了自保而进行的理性选择，而广泛行动者理性指代政府以民众的自保心理为基础进行的理性考量。

事件爆发初期，政府对于该事件缺乏足够的认识，面对模糊的局势，政府的选择有：其一，基于当前现有线索，立即宣布该突发事件的存在，并且告知社会其可能的潜在的危害，其二，对外公布此突发事件，同时尽力理清局势，但对于其可能的危害暂时不对外公布。其三，政府官员为了保住职位，完全忽视该突发事件的可能危害。假定该政府选择了前者，那么社会秩序就会立刻失控。基于当前社会社交媒体的高度发达，可以预见到是谣言和恐慌将会快速蔓延。对于此类突发事件的未知非常容易演变成为恐惧，进而会引起理性的恐慌，造成社会秩序迅速走向混乱，而政府也匆匆调配人力物力整顿秩序，而混乱的秩序也势必会导致政府行动的效率低下。随着时间的进一步发酵以及政府的低下的效率，一旦该事件被确认为有危害，必然会导致时间的进一步不可控。政府在这个选择中完全实行“广泛行动者理性”，即确保民众知情权，立即公布此事件。但该假定的行动者理性彻底超越了行动理性导致了事态失控。不仅如此，一旦该未知事件被确认为无危害，政府不仅要对于因为过度恐慌导致的巨量损失，也势必导致政府形象与公信力的下降，导致政局出现混乱。而第二个选择，即政府选择“行动理性”，为了防止事态失控所以选择暂时封锁消息，并且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等待各类专家对该未知事件进行评估，使得政府对此突发事件有更加准确的认识。该选择可以被称为“行动理性”，也就是为了以最大效率克服灾难所采取的理性选择。假定此未知事件具有危害性，并且在此期间内会不可避免的恶化，但由于政府对于此事件的认识已经足够深刻，在应对方面也会更加高效。因此实际所受到的损失相比于因社会失序所带来的损失会更少。同时政府还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对稀缺物资进行调配。在三中理性行动当中是最失败的一种，便是狭隘行动者理性，该理性指的是政府官员谋求私欲，为了自身利益而隐瞒疫情的存在。如此一来，该突发事件快速发展，当民众发现之时已经非常严重，加上谣言与自保心理，民众开始争抢物资，社会秩序彻底失序，同时对于政府的不满愈发严重，各种示威活动接踵而至，而政府可能会进行武力镇压，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家统治出现不稳甚至直接走向政府倒台。 经过考量，最正确的选择则是暂时不对外公布消息并且开始全力探明该事件的潜在危害与处理方式，虽然此选择会导致时间不可避免的恶化，但相较于其他两种选择，所造成的损失也依然处于可接受范围之内。并且对于政府的根本利益，即维持统治也大有裨益。

3. 民众理性：淡化的道德

在此必须要提及的一点： 当“距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关系越好越亲密则越近）足够之大之时，根据齐格蒙·鲍曼的观点，其实道德就已经受到了淡化。谣言是无法被控制的，政府选择了行动理性，也无法控制住谣言的散播，并且其工作重心主要在应对突发事件而不是管控言论，就更加剧烈了谣言的散播。在证明该突发事件有害并且存在蔓延趋势的前提下，在突发事件发生城市之外的其他安全城市与地区，行动者理性的自保心理占据主导，导致他们对于逃出灾区的人以及依然生活在灾区的人们进行攻击。一部分民众采取行动者理性，出于自保心理，完全没将道德纳入范畴，他们并不关心灾区的人们到底会不会死，他们只是不想此种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些民众将灾区来的人形而上学化并大肆排斥，认为他们会传播灾难，同时，当前这种建立于虚构故事之上的社会关系，处于一种毋庸置疑的脆弱状态：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关系大都建立于一个“安全距离”之上。我们通过报纸了解到素未谋面的民族英雄，了解到他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一丝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在整个过程中，“读报人”和“民族英雄”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互动，而是依靠报纸作为媒介，通过“民族”“国家”等符号进行的单方面认知过程，构建了一种脆弱的，距离被扩大的社会关系。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往往遵循邓巴数字式的150人社交圈，在这个实在界之内，每一个人都是实体而非符号，每一个人都对对方抱有情感而不是现代社会中因距离而产生的对符号的厌恶。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往往多于在已有信息之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所以人们有一种能够控制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从邻居口中得知朋友溺亡，经历惊慌，愤怒，哀伤，悲痛等心理状态，最后调整好心态参加他的葬礼；相比之下，当人们浸没于爆炸式的灾难信息中，互联网带来无穷的信息流给予用户大量的，高情感强度的信息，却不能让人迅速做出行动来做出应答。这种“无法回答”所带来的失能感，逐渐被我们内化为“不必做出回答”的倾向，这便是信息过剩而导致的低信息-行动比。于是在符号化的脆弱想象基础上，与行动者理性，距离与信息过剩一道，催生了现代社会之道德淡化的问题。

三、尾声

当我们在审视政府行为的时候，齐格蒙特·鲍曼行动者理性与行动理性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虽然在应对突发的未知事件时，政府所采取的正确的理性选择必然会不可避免的导致错失一定的救灾时间，导致事态恶化。但不得不承认，如此换来的是后续平稳有序的疫情防控，并且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同时，在救灾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的淡化却总是不可避免的被提出，在重大灾难时，比如核危害，全社会的民众，应当团结一致，竭尽全力去解决危机，而不是相互攻击，为其他人打上标签并加以排斥以保护自身的生命安全。当灾区人群被污名化与非人化之后，我们该如何唤醒被现代性埋没的道德，这将是一大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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