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生态环境;水生资源
圩田(又称围田)是江南地区人们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它广泛分布在江苏西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是该地区土地利用的重要形式。 目前 专门探讨圩田开发的文章尚不多见,而在仅有的一些零星研究中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圩田的开发给予了很高评价,对其弊端则或避而不谈,或语焉未详。本文则认为,在充分肯定圩田开发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它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伍面影响。
一 江南圩田的发展及其特点
圩田是一种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上通过围堤筑圩,围田于内,挡水于外;围内开沟渠,设涵闸,实现排灌的水利田。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考察了“上自池阳,下至当涂”的圩田后,曾说道:“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①杨万里对于圩田的解释是确切的,他所提到的江东即属江南地区。先秦时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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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杨万里:《诚斋集》卷32《圩丁词十解序》。
一地区由于劳动力稀少,加之生产技术的落后,开发水平极其低下。《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羸蛤,不待贾而足。”①可见,江南地区在当时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三国时期的圈圩筑堤。三国之际,魏、吴在江、淮地区长期对峙,为解决粮秣补给 问题 ,东吴“表令诸将增广农田”,就近屯兵垦殖,并于湖县(今当涂县)设督农都尉治,对古丹阳湖区(位于苏、皖交界处)进行军屯,从而拉开了圈圩垦殖的序幕。今青弋江、水阳江下游一带的当涂大公圩、宣城金宝圩、芜湖万春圩等圩均始筑于三国东吴时期。大公圩有江南首圩之称,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丹阳都尉严密“建丹杨(阳)湖田,作浦里塘”②。浦作水边解,塘作堤解,乃指水边筑圩,其范围在今大公圩内。金宝圩原为古金钱湖,孙权称帝后,命丁奉为五路总兵,驻守宣城一带,丁奉亲自家勘金钱湖区,他看中了这个有近二十万亩的金钱湖滩,亲手拟定筑圩计划,围湖造田,四年竣工,先叫金钱圩,后改惠民圩,因其像个金色的宝贝,又称金宝圩。万春圩一带属于万顷湖的一部分,(丹阳)都尉严密修复浦里塘以后,对古丹阳湖区继续进行围垦,筑成了大量圩田,万春圩即其中的一个圩区。这时围筑的圩田数量虽不多,规模却很大。孙吴屯兵于皖河口,建望江西圩,周30里,垦田3.7万亩③。建衡元年(269年),丹阳湖周围陆续围垦圩田达一百多万亩。在河湖滩地上围田,解决好排灌问题是关键,人们在圈圩垦殖的同时,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为了确保江北含山、和县等地圩区的灌溉和防洪安全,东吴在牛屯河上建铜城闸,“遇旱则积,遇涝则启”④,从而使含山、和县七十二圩环200里之域免遭洪水威胁,30万亩圩田均得灌溉之利。太湖流域水土资源的利用、开发历史悠久,发展到春秋时期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随着水利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浅沼洼地的围垦,在春秋末期已渐出现。如吴在固城湖区筑圩,变涂泥“为吴之沃土”⑤,越在太湖下游淀泖地区围田⑥,这是两起最早围垦湖沼浅滩的活动。经过战国、秦汉时期的努力,围田进一步开拓。到了南朝,围湖造田又有新的发展,太湖地区呈现出“畦畎相望”、“阡陌如绣”⑦的局面。唐代太湖地区的水利营田,已进入一个新的开发时期,无论是圩堤建设的规模,还是防洪、排灌工程兴建的数量,都比以前有所提高。五代时期的吴越在太湖流域治水治田,发明并完善“塘浦制”,七里十里一横塘,五里七里一纵浦,纵横交错,横塘纵浦之间筑堤作圩,使水行于圩外,田成于圩内,形成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
人宋以后,江南地区兴建起大批圩田,主要集中于太湖流域及长江沿岸的江宁、芜湖、宁国、宣州当涂等地。其中宣城圩田最多,共179所,化成、惠民都是大圩,连接起来圩长达80余里,面积占全县垦田一半以上。当涂的广济圩93里有余。庐江的杨柳圩,周长50余里。建康府溧水县的永丰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占地950余顷。宋代最大的圩田是芜湖万春圩。该圩位于芜湖县荆山之北。太平兴国年间为大水所毁,废弃近八十年,嘉枯六年(1061年)岁饥,转运使张颐、判官谢景温奏准用以工代赈办法实行修复,十日之内募得民丁14000人,四十日而毕其功。修复后的万春圩宽6丈,高1.2丈,长84里,夹堤植桑数万株,治田127000亩;接着又修通沟渠,大渠可以通小船;筑大道22里,可以两车并行,道旁植柳;并建造水门5个,也是四十日而毕功。修复后,官府按圩田产量的百分之十五取租,每年得粟36000斛,另收菰、蒲、桑、枲(音xì,麻类)之利,为钱50余万。治平二年(1065年),长江下游地区水灾严重,江南的宣州、池州等地大小1000多个圩田被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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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三国志》卷64《濮阳兴传》。
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9《江南八》。
④(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9《江南一一》。
⑤光绪《高淳县志》:“春秋时,吴筑固城为濑渚邑,因筑圩附于城,为吴之沃土。”
⑥(清)钱中谐《三江水利条议、论吴淞江》引明曹胤儒语:“自范蠡围田东江渐塞。”
⑦《陈书》卷5《宣帝纪》。
淹没,唯万春圩屹立无恙,附近各小圩也赖以不毁。这项工程 经济 效益很高①。除万春圩外,芜湖尚有陶新、政和、独行、永兴、保成、咸宝、保胜、保丰、行春等9个较大的圩田。此外,广德、和州、无为等县及黄池镇,尚有10多个圩田。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江东一路的官圩即有79万余亩。太湖流域及周边平原地区的圩田,更为普遍。如江阴境内的芙蓉湖,“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又号三山湖,今皆为圩田”;端平二年(1235年),常熟一县有圩田54016亩;景定初年,建康府共有围田714192亩,占全府耕地总面积4341643亩的16.5%②。史载:“二浙地势高下相类,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吸湖水以灌田,水多则泄田水,由江入海,惟潴泄两得其便,故无水旱之忧。”③
在宋代,江南圩区出现了联圩这一新的围垦形式。从筑圩到联圩,这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也是治水的有效举措。联圩即通过筑长堤,将众多小圩联并起来,以收“塞支强干”和防洪保收之效。江南联圩的成功范例当首推大官圩(今当涂县大公圩)。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宣州水泛滥至境,县诸圩尽没”,地方官吏据实上报,朝廷准予联圩,迨至乾道九年(1173年) “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余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④。这里所说的便是大官圩的联圩情况。宋代宣州的化成、惠民两圩,“埂岸虽已圈固……圩腹内包裹私圩十五所”⑤。说明化成、惠民两圩也是通过联圩形成的。这方面的例子尚能举出许多。圈堤联圩有效地提高了圩区防御旱涝的能力,堪称筑圩史上的一大创举。
总的看来,宋时江南圩田已发展得十分成熟,其特点有如下数端:
一是规模宏大,且构造合理。当时的许多圩田往往“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⑥。关于圩田的结构,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研究材料,说万春圩圩堤“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千万。堤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⑦。可见这种圩田不仅圩堤高阔,坚实不摧,而且植桑种柳,河渠交错,舟楫扬帆,屋舍有致,并设有排水门,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农田水利图画。另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沿江圩田在形制上多为两层,圩堤之外,还有大堤,即使圩堤稍有损坏,一时也不致圩内农田遭殃。由此可见,江南圩田的构造是十分完善的。
二是形成了一套 科学 的管理和养护 方法 。在管理方面主要是对圩内农田进行有计划的布局。据沈括《万春圩图记》载,芜湖万春圩,圩内共有1270顷农田,每顷农田为一方,全圩分为1270方,按照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取1270字,为每一方田定名。同时为便于农田排灌和人员往来,每方四周辟之以水沟,相互贯通。如此严密的规划有力地推动了集约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圩堤的护养上,采取了人工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从工程方面加固圩堤,是人们治圩的主要举措,其方法是将圩堤的用料由原来的泥土换为石板,从而大大加强了圩堤的抗潮强度。对此,杨万里在《诚斋集·圩丁词十解》中形容说:“岸头石板紫纵横,不是修圩是筑城。”在生物措施上则是在堤岸上植以各种树木,深植于堤中的树根勾络在一起,成为护堤的屏障。其中种植最多的是杨柳,杨万里《诚斋集·圩田》诗:“古今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描写的就是杨柳护岸的情景。
三是建立了人工管理系统。沿江圩田有官私之分。官圩设有圩吏,私圩设有圩长。官圩的维修与养护由官府出面组织人力;私圩则由圩长召集圩丁,于每年雨季来临之前修筑圩岸、浚治沟渠和防护圩田。“年年圩长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儿郎辛苦莫呼天,一岁修圩一岁眠”⑧。这些诗句描写的都是一年一度圩长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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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宋)沈括:《长兴集》卷21《万春圩图记》。
②嘉靖《江阴县志》卷3《山川》;孙应时:《琴川志》卷6《版籍》;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40《田赋志》。
③(宋)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
④《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农田》。
⑤(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
⑥(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⑦(宋)沈括:《长兴集》卷21《万春圩图记》。
⑧(宋)杨万里:《诚斋集》卷32《圩丁词十解序》。
圩丁维修圩堤的热闹场面。正由于形成了这样一个人工管理系统,因而使沿江圩田的维修与护养有了可靠的保证①。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人口迅猛增长,对土地的要求更为迫切,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圩田的发展,圩田开发因此进入了全盛阶段。统计表明,明清两代,江南各地筑圩达3000多个。其中千亩以上的大圩,约有一百多个。其数量之多,为前世所不及。圈堤联圩是这一时期江南圩田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清咸丰年间,同马大堤沿岸因淤积甚速,江道改走南边,后经数次大水冲击,圩埂圮毁,清朝政府遂联并同仁堤、丁家口堤、德化圩、泾江长堤和马华堤等圩堤,形成了同马大堤的雏形。无为大堤围筑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后历经江潮和大水冲洗,坝堤日渐毁坏。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将沿江各圩联成四段,形成一个大圩。
纵观古代江南地区圩田的开发,它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阶段性。也就是说圩田开发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滥觞于三国之际,迅速发展于两宋,全盛于明清。二是不平衡性。即各地区间圩田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两宋时期,当涂、芜湖、宣州三地的圩田开发最为发达,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开发;至明清时期,虽然整个沿江圩区几乎都开发了出来,但最发达的也仅限于当涂、芜湖、宣州、巢湖、安庆几个地区及太湖周围,其他地区则仍然相对较弱。
二 江南圩田兴盛的原因分析
古代江南地区圩田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一定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决定的。
1.圩田是江南劳动人民针对本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而采取的有效土地利用形式。
江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水丰沛等特点,夏季暖湿气流活跃,降雨较为集中,年均降水量一般在1240毫米上下。长江及其24条支流使这一地区水网密布,并在沿江及近湖附近形成大片土质肥沃的低洼地。因此,从自然环境上看,这里无疑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沿江地区泥沙淤积,使湖床(或沙洲)日益增高,为围湖筑圩创造了条件。早在战国时期,长江上、中游就有水土流失的现象,至宋代更为严重。如南宋诗人陆游看到湖口以下江水之浊,曾云:“江自湖口分一支为南江,盖江西路也。(长)江水浑浊……。南江(指湖口流出之水)极清澈,合处如引绳,不相乱。”②湖口对岸为彭蠡泽,江水至此产生洄流,所以泥沙淤积严重。稍晚于陆游的蔡沉对巢湖泥沙淤积之因作出了解释:“北则江汉之浊流,其南则鄱阳(湖)之清涨……巢湖大而源浅,每岁四五月闲蜀岭雪消,大江泛滥之时,水淤(指泥沙)人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泄,随江以东。”③对这种因淤积而筑圩,清代魏源分析为:“浮沙壅泥,败叶陈根……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人溪,由溪达江达汉,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④魏氏的剖析十分精到。由此可见,圩田是江南人民充分利用沿江湖床垫高等自然生成的条件而采取的一种有效土地利用形式,对于促进该地区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转化为农业生产的潜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根本动力所在。
2.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圩田的开发。
封建统治者对江南地带圩区的开发,其目的经历了由军事需要向发展经济需要的转变。东吴为解决驻军粮秣补给而令诸将广开屯田,遂有五路总兵丁奉、丹阳都尉严密围湖圩垦之举;东晋南朝时期,大规模的军事屯田仍是本地区农业开发中的主要方式。唐中叶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区成为封建政府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唐代诗人韩愈曾云:“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⑤江南地区由先秦之际的“地广人稀” 变为封建政府的赋税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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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
②(宋)陆游:《入蜀记》,载《丛书集成初编》。
③(宋)蔡沉:《禹贡》注。
④(清)魏源:《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
⑤(唐)韩愈:《韩昌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
足见该地区农业经济对封建政府的重要性。唐宪宗也认为:“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①两宋之际,由于圩田在宣州、太平州、宁国府垦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产量又高,因而也就成为政府一笔极为可观的赋税收入。宋高宗曾称:“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圩此。”②这表明,唐宋以后,封建政府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不仅仅限于军事需要,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加快这一地区的开发以攫取大量的赋税。无论封建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开发这一地区,其组织功能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对于江南地区圩田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古代 中国 ,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是个体小农所无法承担的,唯有封建政府才有这种能力。如前揭嘉祐六年(1061年),转运使张颐、判官谢景温、宁国令沈披重建万春圩时,政府曾出粟30000斛、钱40000缗,并募集宣城等县贫民14000人投入其中。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太平州诸圩“几四百里为水浸沫”,政府出资整修,耗费“计米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七硕五斗、计钱二万三千五百七十贯一百三十七文省”③。宋代沿江圩田多属官圩,这一事实证明封建政府在圩田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政府除积极组织军民修复五代以来湮毁的圩田水利工程,并加快圩田开发步伐外,还制定《农田利害条约》(即农田水利法),将圩田等水利工程的兴废作为对在任官吏升黜的考核依据之一,以督促官吏加强对圩田的管理与维护。如将防护圩岸的制度刻成碑文立于圩田之上,州、县官每年秋后检查一次,成为定制。对于私圩,宋政府也给予积极的资助,如筑圩或圩田生产的钱米不足,官方规定可在常平仓项下借支,依据青苗钱之例分期归还。若工程过大,民户无力修筑,则由官府支钱米雇丁夫修筑。若圩内人力不足或缺工食,政府还可酌量添助。正由于封建政府在沿江圩田开发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朝政腐败的时期,圩田建设便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如宋初,“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④。就连五代以来较为完善的圩田水利系统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由于宋朝政府在圩田建设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江南圩田开发便从此进入了一个兴盛的阶段,奠定了该地区圩田发展的规模。明清时期,随着江南的经济在政府赋税中所占的地位日趋重要,封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沿江圩堤建设的力度,沿江圩田更为兴盛。
3.人地矛盾也是促进江南圩田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沈括《万春圩图记》“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江南地区可直接用于耕种的土地是相当有限的。先秦之际,该地区“地广人稀”,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矛盾尚不太尖锐,人们采用火耕水耨的低水平生产,便足以维持“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⑤的平均生活状态。后来该地区人地矛盾的激化与数次大规模移民潮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从西晋末年至宋代,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南大规模移民的浪潮,那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些移民主要迁徙到南方,其中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有90万,第二次约为650万,第三次约为100(万⑥。这三次大规模北人南迁的结果,一方面给南方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中原文化与生产技能,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人口的骤增,致使江南地区耕地严重不足。当时这里已“野无闲田,桑无隙地”,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不宜开垦的山地和湖滩,开始了大规模以围江、围湖为主的造田运动。迨至明清两朝,虽因战争、水灾、瘟疫等原因,使人口大量死亡,但人口总数还是增多了。如宋崇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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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63《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
②《宋史》卷474《奸臣四·贾似道传》。
③《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
④(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⑤《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⑥参见邹逸麟:《我国环境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初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 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沿江的安庆、宁国、太平三府约有84万人口,而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府人口增加到了121万①。大量人口的涌人使该地区原本宽缓的人地关系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如何安置这些流民也就成了封建政府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束民于土地发展生产是安辑流民的最好途径,这样,江南沿江低洼地区大量的湖滩地便成为吸引流民大规模开发的最佳去处。因此无论是宋代,还是明清时期,封建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募集流民在此进行开发,从而有效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一度紧张的人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