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新近生效的《网络信息权保护条例》建立了间接侵权制度，它与直接侵权一起构成了’版权侵权制度，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但《条例》尚无法完全满足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这主要集中在法律没有为“双重用途技术”提供普遍化的间接侵权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之现状，在版权法公共政策目标的指导下，建立以过错为归责原则、以类型化立法为基础的间接侵权制度是具有合理性的。

简介：近年来拍卖行滥用《拍卖法》“瑕疵免责声明条款”规避赝品责任。然而“瑕疵免责声明”必须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否则无效。建议买受人在提起有．关拍卖中赝品问题的诉讼时应以《合同法》相关条款为依据，法院判决时也应适用《合同法》相关条款。并建议制定《艺术品拍卖法》或修改《拍卖法》，对“瑕疵免责声明”加以限制，加重拍卖行责任：拍卖行作为销售合同一方，买受人拍到赝品后一定期限内可以要求退货。

简介：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应根据法治精神进行规制。对于不同类型的传播行为,应根据针对对象及其利益的不同加以区分对待。运用刑罚权来惩罚传播网络有害信息的行为人,应充分考虑刑罚权出现的正当性问题。只有给客观的、受法律确认或者为公序良俗所认可的利益造成损害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刑罚权出现才可能具有正当性。遏制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应特别注意与保障言论自由的平衡。

简介：作为明清社会“健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大量词状被递交到当时官府的情形引人注目。撰写词状往往需要颇为专门的知识与技巧，而这些词状的作者又是从何处习得？现藏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等稀见史料表明，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尽管其传播途径在清代日趋缩小，但却始终未被彻底堵塞。

简介：随着信息化社会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信息生产、传播机制发生变化，给天生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虚假信息犯罪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呈现出泛滥之势。然而能够纳入刑法评价视野的“虚假信息”范围过于狭窄，只限于“虚假恐怖信息”，现行刑法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滞后与缺陷日益凸显。司法上，需要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扩张解释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立法上，应当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进行修正，扩大其适用范围，从仅制裁虚假的“恐怖信息”扩展到制裁所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

简介：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或＂财富哲学＂基础上的＂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将艺术置于社会财富流转总体过程中来加以考察,批判性地反思艺术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资本及其当代新形态＂符号经济＂的无度扩张,＂向上＂阻碍＂剩余财富＂流转向＂自由王国＂及包括艺术在内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从而挤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超越性的自由空间,＂向下＂则挤压底层大众由＂必要财富＂维持的生存空间,从而再生产贫困。＂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财富流转＂的角度将曾被认为是非功利性的艺术跟似乎与其距离很远的贫困连接起来考察,这会使美学获得多方面的现实批判力量。

简介：在当代艺术生产过程中,赛伯文化利用技术手段、技术材料、技术方式,从艺术生产的操作层面不可抗拒地渗透到艺术生产的观念层面,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支配着当代艺术生产。当代大众传播活动不断助长了技术力量向艺术生产的本体性渗透。由于当代艺术的生产对科学和技术的依赖,不知不觉间,传统的、手工艺性质的艺术生产活动和鉴赏型的艺术消费行为逐渐消失了;对艺术创造性的追求渐渐变成了对技术和工具革新的追求。在赛伯文化不可拒绝的影响下,技术作为操纵艺术行为的幕后指挥正在渐渐走向艺术舞台的中心。赛伯文化已经悄悄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赖以形成的生活习惯。

简介：<正>为深入开展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推进依法治省的进程,繁荣法制新闻艺术摄影的创作,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和江苏维桑集团决定联合举办江苏省首届“维桑杯”法制新闻艺术摄影大奖赛。一、大赛作品要求作品应体现“依法治省”这一时代主题,力求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真实反映民主法制建设和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写真的艺术手法,展示依法治省已深入人心,“法”已无处

简介：辩护词是目前刑事案件代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文书，其制作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辩护效果。本文以辩护词序言语言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为切入点，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简介：北京作为千年帝都，其节令风俗源远流长。各种说唱艺术也伴随节令的狂欢而适时出现，这些曲艺或单枪匹马，或结社成群，在节日的群众性愉悦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娱乐功能。说唱作为节会中民众集体参与的文化活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该群体的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信仰。

简介：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经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笔者更为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条件相似的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对西方法治经验的理解、领会有何差异?尤其是20世纪初兴起的西方社会法学,对日本和中国而言都是新生事物;但在法律现代化方面积累不同的中日两国,对其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由于笔者不谙日文,尽管经由专业人士帮助,仍无法克服学力限制。故仅能以20世纪20年代被译为中文的两本日本社会法学著作为样本,作挂一漏万的初步比较和感悟,以就教于方家。

简介：清代州县衙门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牧令缺乏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状况,导致了＂官箴书＂和幕友的大量出现。清代著名幕友和循吏汪辉祖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被幕友和牧令视为＂官箴书＂中的典范。这两本书在清代中国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口传、抄本和刊印;而他人的引述、摘录与汇编,也对书籍的传播和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推荐、赠予和购买情况来看,这两本书在当时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阅读与接受。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是特殊意义上的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