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联盟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种国家间关系,对其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有助于学者们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围绕着联盟的起源这一主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在最近的十多年来,这一主题的研究又与单极体系内的联盟现实相结合,提出和分析了如下方面的核心问题:联盟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制衡性的联盟为何没有出现;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大国的联盟选择;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以及联盟起源的其他根源有哪些.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总的来看,现实主义范式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不够,并没有提出解释联盟起源的新的核心概念,即如果把联盟界定为一种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而非仅仅是针对安全威胁的军事同盟的话,仅有结构现实主义和威胁平衡理论是不够的;联盟起源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建构一种更加普遍的、有强大解释力的利益关系概念,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国家的联盟选择战略,将会有助于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联盟的起源.
简介: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全球得到广泛回应,不乏对其可测量性、可操作性、生效条件、适用范围的质疑,并存在误读和滥用。软实力理论对国家实力中文化等因素的强调,对中国等文化资源深厚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需认识到,奈的软实力理论着眼于美国在战略收缩背景下如何维系全球领导权,中国则面临不同的语境与诉求,需接入符合自身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本土思考框架,规避可能面对的“话语陷阱”,形成独立可行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路径,尤其是要契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目标。中国学界广泛展开了有关“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对话与建设,与文化领域的各种实践同步展示了中国对软实力理论的本土诠释与超越,也推动了文化安全议题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安全体系的重要关注。基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与未来发展目标,基于一种面向未来的“务实、自信、开放、多元”的“文化安全观”,推进以文化传统、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内核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应对外来文化影响、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未来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基本举措。
简介:按照洛特曼的文化对话机制,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和交流时,接受者接受外来文化通常要经过五个阶段。而且,要使对话能够进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18世纪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拉开了与西方文化广泛交流的序幕,这个时期是俄罗斯接受外来文化的第一阶段。到了19世纪反法战争的胜利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和个人意识空前觉醒,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是文化发展的大好契机,俄罗斯民族抓住了这一契机,贵族精英阶层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进而达到实践的文化自觉,促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高涨,迎来了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这是俄罗斯接受外来文化的中间阶段,也是关键阶段。从此,俄罗斯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洛特曼所说的文化接受的最后一个阶段。
简介:2015年是人类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二战的破坏可谓空前,但其是否绝后,却还有待观察与思考。正如我们可以把战争分为“热战”与“冷战”一样,和平同样也可分为“冷和平”(假和平)与“真和平”。“冷和平”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国际关系状态,“冷和平”容易给人以和平的假象,以为和平就是必然的,战争离我们很远,从而使得某些中小国家容易“任性”,大国容易缺乏包容,低端政治问题容易“越位”,这反而容易酿成真正的大危机与大危险。近期西方战略学者发出的“基辛格之忧”与“哈斯之问”也反映了对“冷和平”的忧虑。国际社会如果对“冷和平”状态认识不够、处置不当,则有可能导致国际战争的再现与和平的终结。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结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的背景,对国际安全与战争问题做战略思考,可以发现:从历史维度来看,人们对国际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现实维度来看,当前中小国家“任性”乱为,大国博弈暗流涌动,“冷和平”状态令人担忧;从未来维度来看,中关关系与中日关系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因素,也是中国对国际战争问题进行战略思考与未来展望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要妥善谨慎地处理好中关关系与中日关系,未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将会成为遏制国际战争的重要力量。